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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荒者:塑料污染主流叙事中的最大输家

责任编辑:Clara Zeng6 分钟阅读
拾荒者:塑料污染主流叙事中的最大输家

要点

  • 全球塑料污染条约谈判于11月25日至12月1日在釜山举行并宣告失败。
  • 高雄心联盟(HAC)及科学家强调必须采取涵盖塑料生产环节的整体性方案。
  • 拾荒者团体呼吁将“公正转型”明确目标纳入塑料公约,以改善工作条件。
  • Circle Economy研究指出,循环经济领域大多数就业岗位仍是临时性和非正规的。
  • 非正规从业者面临双重压力:保护废弃物获取渠道及改善生活工作条件。

韩国釜山,11月25日至12月1日举行的全球塑料污染条约谈判宣告失败。谈判将于日后重启。

实际上,这场谈判更多是相互竞争叙事的角力场,核心争议在于塑料污染危机的根源及相应的解决路径。

一方面,高雄心联盟(HAC)、“零废弃”行动者及众多科学家强调,必须采取涵盖塑料全生命周期(包括生产环节)的整体性方案。

另一方面,少数国家及石化行业多次将焦点从塑料生产问题上转移开,转而指责回收体系不健全及废弃物管理不善。

对塑料回收与废弃物管理的关注,实际上牵涉亚洲、南美洲和非洲的数百万人。这些劳动者从事从废弃物中回收、再利用或转售塑料、纺织品、铝及其他高价值材料的工作。

在塑料条约框架下,若要承认这些非正规劳动者的地位、改善其工作条件,并助其实现更公平的绿色转型,政策方案必须超越仅依赖市场机制和以利润为导向的策略。

Manisha Anantharaman,巴黎政治学院组织社会学中心(CSO)研究员,本文最初由我们的合作伙伴The Conversation发布。

若未能实现这一目标,推动更具包容性的回收体系及发展循环经济的努力,反而可能加剧其本欲消除的不公。

谁是非正规拾荒者?

全球大部分回收工作由拾荒者完成,他们与在合作框架下从事非正规工作的其他人员共同承担了这一重任。这些拾荒者显著减少了流入海洋的塑料数量。

然而,由于从事肮脏的工作且生活在恶劣环境中,他们常被归咎为塑料污染问题的根源。在城市和国家的政治话语中,拾荒者的工作长期被嘲笑,被视为低技能且低效。官方对其劳动缺乏认可,导致其收入极不稳定且充满风险。此外,环境监管措施可能通过加速废弃物处理领域的私有化,进一步加剧这些威胁。

随着应对塑料污染的努力不断取得进展,非正规拾荒者正面临双重压力:

一方面,他们必须保护获取废弃物的渠道,因为这是其为数不多的生计来源之一;

另一方面,他们也在寻求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

因此,一个拾荒者团体借谈判启动之机,呼吁承认其劳动价值。他们要求明确承认拾荒者历史上在减少塑料污染方面所作的贡献,并将“公正转型”的明确目标纳入塑料公约。

循环经济:人人受益?

“公正转型”是劳工团体和社会正义倡导者所捍卫的一项原则,旨在确保生态转型政策能够公平地保护、改善并补偿受环境影响的劳动者和社区的生计。

拾荒者使用这一术语,旨在推动《塑料公约》纳入改善其工作条件与安全标准的条款,同时要求将非正规就业者更深度地纳入废物管理体系,并促使生产者责任延伸(EPR)制度为废物行业从业者——尤其是女性及其他弱势群体——提供支持。

出人意料的是,这些诉求获得了众多强势利益相关方的支持,包括“塑料公约商业联盟”(Business Coalition for a Plastics Treaty)、联合国高层乃至石化行业。

部分诉求已被纳入塑料公约谈判中的草案文本,这对非正规废物行业从业者而言是一项重大胜利。

各方逐渐形成共识:包容性循环经济在改善污染管理、保障生计及为企业创造经济增长机遇的同时,对环境、经济和劳动者均具有积极意义。

然而,这些承诺仍需在实践中接受检验,而现实情况往往更为复杂。

“双赢”格局,究竟是谁的胜利?

在我的著作《回收阶级》(Recycling Class)中,我考察了印度最大城市之一班加罗尔(Bengaluru)包容性回收举措的实施情况。

书中指出,将非正规从业者纳入基于市场的循环经济项目,并非解决生产、消费及废物产生体系中根深蒂固的不公问题的万能药。

大多数包容性循环经济与回收政策依托市场机制,其基本假设是:建立废物市场将激励市场主体高效回收废物并将其转化为资源。

为履行生产者责任延伸(EPR)义务,品牌方可承诺采购再生塑料,并通过购买“塑料积分”(plastic credits)为废物收集提供资金。

这一模式旨在提升废弃物回收价格、提高从业者薪酬并激励回收努力,同时吸引投资以改善基础设施和技术水平。

然而,基于市场的机制加剧了市场准入方面的既有不平等。为提升市场效率和监管合规性而推行的可追溯性与透明度举措,往往对非正规就业者不利。

这些从业者缺乏采用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或区块链的复杂追踪系统所需的资源和技术能力,因而被排除在正规化流程之外。风险投资支持的初创企业和大型企业趁机占据回收行业的主导地位。

跨国公司更倾向于与提供“增值服务”的科技初创企业合作,例如环境指标和仪表盘,使企业能够展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叙事。这些公司的员工多来自受过良好教育且享有特权的阶层,他们与现有非正规就业者形成竞争,并使其处于从属地位。

相反,女性和种族、宗教少数群体成员——他们构成了非正规废弃物经济从业者的主体——面临更多额外障碍。根深蒂固的社会污名限制了他们平等参与这些新兴市场的能力。尽管工作条件略有改善,他们仍被局限于同样的繁重体力劳动中。

塑料行业维持现状

尽管初衷良好,“包容性循环经济”等术语仍常被用于“漂绿”甚至“漂公”(justice washing),而从业者继续忍受艰苦的工作条件。Circle Economy的一项研究指出,循环经济领域的大多数就业岗位仍是临时性和非正规的,无法获得体面就业的保障。

非正规从业者正面临艰难抉择:要么在废弃物处理链条中沦为被剥削的廉价劳动力,要么彻底失去生计来源。

当前塑料生产与消费体系将废弃物负担转嫁给边缘化的原住民或少数族裔社区,由此催生出“牺牲区”。这种转移机制在维持利润的同时,延续了环境破坏与社会不平等。

石化与塑料企业通过推广未经充分验证的化学回收技术、扩大塑料市场,将“循环经济”话语据为己有。此举为其方案披上绿色外衣,却未触动不平等的现状。

与此同时,行业咨询委员会(HAC)、多家非政府组织乃至部分拾荒者,也援引循环经济作为应对塑料危机的方案,强调包容性再利用与回收。

向污染者追责,而非寄望市场效率

若循环经济要超越对化石资本主义的简单维护,就必须纳入全球南方非正规拾荒者与回收者,并承认市场机制的局限。这既适用于国际塑料污染公约,也适用于欧盟循环经济行动计划等区域举措。

任何以市场为基础、以利润为导向的塑料污染治理策略,都可能复制不平等模式,并固化支撑现状的系统性不公。因此,为实现真正公正的转型,塑料污染治理不应沦为经济增长或逐利的契机。

恰恰相反,我们需要一种以修复为核心的路径。首先,必须承认非正规塑料拾荒者所做出的历史贡献,以及他们所遭受的损害。其次,应将资源重新分配给受影响最严重的群体,并建立一套优先恢复环境、促进社会公正,而非追求企业利润的体系。

一个资金充足的循环经济,首先应当增强劳动者的话语权,其次提升基础设施能力,并减少这些废弃物向有毒化学品的转化,而不是依赖那些会加剧不平等、基于市场的解决方案。

真正的解决方案在于追究污染者的责任,并采用基于节制与修复、而非市场效率的循环路径。

编辑观点

谈判失败表明,仅靠市场机制和EPR积分无法解决结构性不公,再生塑料行业需警惕“漂绿”陷阱。未来政策应聚焦于承认非正规回收者的贡献,并建立以修复和公正为核心的体系,而非单纯追求利润。

常见问题

塑料条约谈判为何宣告失败?

谈判因各方在污染根源认定上存在根本分歧而失败。一方主张涵盖生产环节的全生命周期方案,另一方则试图将焦点转移至回收体系不健全及废弃物管理不善,导致无法达成共识。

拾荒者对塑料公约提出了什么要求?

拾荒者要求公约明确承认其历史贡献,并纳入“公正转型”目标。他们希望改善工作条件与安全标准,推动非正规就业者深度融入废物管理体系,并要求EPR制度为弱势群体提供支持。

市场机制为何可能加剧不平等?

基于市场的机制加剧了市场准入的不平等。可追溯性与透明度举措要求使用GIS或区块链等复杂系统,非正规从业者因缺乏资源和技术能力被排除在外,反而让科技初创企业和大型企业占据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