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塑料信用现状：不同制度下的额外性、验证及与EPR的衔接

在应对塑料污染的行动中，企业正开始采用“塑料信用”这一工具。该机制允许企业出资，并将由此促成的塑料废弃物回收、循环利用等实际成果转化为可交易的凭证。

从运作逻辑来看，塑料信用与将温室气体减排或移除量转化为凭证的碳信用体系颇为相似。然而，塑料信用领域目前缺乏全球统一的计量单位或标准。即便同为“1个信用”，不同制度下所代表的重量各异，对于何种成果可被认定为“额外性”（additionality）以及由谁负责验证这些成果，规定也各不相同。由于材料类型、地域差异及处理方式的不同，其环境意义也随之变化，因此无法简单地将“1吨”等同于相同的价值。

此外，该市场的定位正在发生转变。其功能正从自愿性的废塑料回收支持，逐步对接至各国的生产者责任延伸（EPR）制度及包装法规合规需求。主要参与者也在拓展业务边界，涉足EPR合规、包装材料管理及再生原料采购等领域。

世界银行指出，塑料信用目前尚无统一定义，并将其界定为一种可转移的单位，用于代表特定数量的塑料回收、管理、循环利用或使用规避等行动。

塑料信用是什么

塑料信用体系的核心逻辑在于，针对塑料废弃物回收、处理及循环利用的项目，需依据既定标准量化其环境绩效，并据此签发信用凭证。当企业购入这些凭证后，所得资金将直接注入回收、运输、分选、处理设施运营及作业人员薪酬等环节，形成闭环的资金支持机制。

国际环境标准制定机构Verra推出的塑料废弃物减量标准，是该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制度框架之一。Verra目前签发两类信用：塑料回收信用（WCC）与塑料循环信用（WRC）。其中，WCC对应的是超出基准线额外回收且得到妥善管理的塑料废弃物，WRC则针对超出基准线额外完成循环处理的塑料废弃物，两类信用均以1吨为计量单位。

需特别厘清的是，企业购买信用凭证并不意味着获得了被回收的塑料实体。以购买对应1吨PET瓶循环处理的信用为例，这并不保证由此生产的再生PET会作为包装材料交付给购买方。在再生料采购中，物理材料会发生实体转移；而通过信用交易获取的，是回收与循环等环境成果及其附带的声明权利。

与碳信用有何区别

在碳信用领域，通常将1个信用额度定义为相当于1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温室气体减排或移除量。尽管温室气体的种类各异，但借助全球变暖潜能值（GWP）这一指标，可以将其统一换算为通用计量单位；且无论排放发生在何处，其对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的影响在本质上并无差异。

相比之下，塑料污染问题具有显著的地域特征和材料属性。即便同为1吨塑料废弃物，PET瓶、渔网、农用薄膜以及复合材质包装在市场价格以及回收与处理难度上均存在巨大落差。在已建立成熟回收体系的都市地区，PET材料的回收成本相对可控；而在偏远岛屿、河流沿岸或废弃物管理基础设施薄弱的区域，处理低价值塑料所需的投入则高得多。

回收后的处置路径同样关键。若通过物质回收（Material Recycling）将其转化为再生原料，与将其作为替代燃料或原料投入水泥厂等工业场景，两者在资源循环层面所达成的成效截然不同。Verra方面亦指出，塑料信用的定价机制受回收环节、再生工艺、所在区域、材料类型及社会影响等多重因素制约，因此很难将所有1吨塑料信用视为完全可互换的同质化商品。

在信用额度正式签发之前

在Verra体系下，企业需自行界定项目边界、基准线、额外性及核算方法等关键参数，随后由独立的验证与审定机构（VVB）对方案设计的合理性进行审查。项目启动后，该机构将对实际执行情况进行核实，并针对经确认的减排成果签发碳信用。每一份碳信用均被赋予唯一的序列编号，其签发、所有权变更及注销等全生命周期操作均在登记系统中予以记录和管理。

当企业采购碳信用时，通常会在最终环节将其注销，以确保同一减排成果不会被重复使用。Verra本身并不参与碳信用的交易，其核心职能在于制定标准并运营登记系统。

就当前市场格局而言，其运作模式更倾向于企业直接从项目方采购环境成果并予以注销的机构采购市场，而非由金融投资者频繁进行转手交易的二级市场。

尽管都冠以“塑料信用”之名，其具体内涵却存在显著差异。

在解读塑料信用市场时，一个关键变量在于不同制度对“单一信用单位”的定义以及对“额外性”成果的认定标准存在显著差异。

在Verra体系下，1个信用单位对应1吨塑料。由PCX Solutions运营的塑料污染减少标准（PPRS）同样规定，针对经过验证的合格塑料废弃物，每1吨可签发1个信用单位。相比之下，Plastic Bank在其《塑料信用方法论》第1.0版中，将1个信用单位定义为伴随社会影响而回收的1公斤可追溯塑料。由于不同制度下同一信用单位所代表的数量级相差达1,000倍，因此仅凭发行数量进行跨制度比较是不具可比性的。

在额外性的界定逻辑上，各机构亦存在分歧。Verra要求项目方证明，若没有信用收入，该活动将无法实现，且其回收与再生水平必须超越通常假设的基准情形（BAU）。这一框架的核心在于强调信用收入对于产生环境成果的必要性。

PPRS第8版将额外性拆解为“数量额外性”与“质量额外性”两个维度。在数量额外性方面，需以当地回收率、泄漏及不当管理量、再生及资源回收率等作为区域基准线，评估超出该基准的回收与处理表现。除了将原本未得到适当处理的废弃物转向合规处理外，若信用资金对于维持项目运营或扩展回收处理能力至关重要，亦可构成数量额外性的依据。

在质量额外性层面，即便回收总量未出现增长，只要回收者等主体的收入、社会保障、劳动条件、弱势群体参与度或当地生计机会等指标相较于区域基准线有所改善，即可被认定为具备额外性。PPRS并不要求项目同时满足数量与质量两方面的额外性标准，只需证明其中任一维度即可。

Plastic Bank则将额外性定义为“社会额外性”。其逻辑在于，回收者在获取常规塑料市场价格之外，还能获得以信用资金为来源的奖金，从而产生额外收入及社会福祉。这与Verra侧重于“若无信用，废弃物本身是否会被回收”的评估视角存在本质区别。

不同制度在验证方法上存在显著差异。

在Verra体系内，VVB（Verra验证机构）负责评估项目设计的合理性，并对回收与再生塑料的实际产出进行核查。即便在《塑料信用标准》（PPRS）第8版中，VVB的第三方验证仍是强制性要求。项目注册阶段需通过文档审查、现场考察及利益相关方访谈等程序，以评估其合规性。而在信用发行环节，还需针对回收、运输及处理等具体环节开展独立的影响验证，并为符合标准的数量分配序列号。

与Verra及PCX Solutions专注于制定信用标准不同，Plastic Bank的业务重心在于构建回收社区及认证回收站点的网络。该公司利用专用应用程序记录交易数据，结合向处理商交付物料、向回收人员发放数字奖励以及区块链上的交易历史等多维信息，实现对信用的全程追踪。根据Plastic Bank公开的第三方鉴证报告，安永（EY）对2023年生成的信用出具了有限保证意见。

由此可见，仅凭“已认证”这一标签无法判断信用的质量。投资者或使用者必须深入核查：单个信用的定义标准是什么、如何界定额外性（Additionality）、以及由哪些主体在哪些具体环节执行验证工作。

哪些参与者正在介入这一市场

塑料信用市场由标准运营机构、回收与处理项目、验证与核查机构（VVB）、交易平台及中介服务商、以及采购企业共同构成。截至2026年3月，Verra已登记20个国家的36个项目，并批准了超过50万个信用额度。PCX Solutions旗下的PPRS体系同样在扩张，其官网显示，该体系已覆盖10个以上国家，涉及50余个项目。

具体的回收与处理工作由各地项目运营商执行。2022年，Verra首次发行的塑料信用额度来自Second Life Thailand项目，该项目将信用收入用于离岛等地的废弃物回收、对回收人员的培训以及运输等环节。该批信用的首个买家是法国化妆品巨头欧莱雅（L'Oréal）。

PCX Markets等机构负责信用采购的中介服务。2026年7月23日，PCX Markets宣布，通过其平台获得资金支持的已验证项目，累计塑料回收与处理量已达5.34亿磅，折合2.42亿公斤。这一数据涵盖了16个国家的54个回收项目。

企业为何选择购买塑料信用

目前，企业采购塑料信用额度的核心目的，是在自身及价值链内部已实施塑料减量等措施后，针对仍存在的塑料污染问题，向价值链之外的回收与再生环节提供资金支持。Verra亦指出，那些已在价值链内致力于降低塑料足迹的企业，可借助此类信用额度来应对价值链外部的塑料泄漏问题。

企业的采购动机涵盖多个维度：一是为废弃物管理基础设施薄弱的地区，以及难以被有效回收的塑料提供资金；二是助力改善回收从业者的收入水平与劳动条件等社会福祉；三是服务于塑料管家目标（Plastic Stewardship Goals）。此外，通过投资回收与再生基础设施，企业能够扩大再生塑料的供应量，从而支撑其内部设定的再生材料含量目标，并满足相关监管要求。

实际交易价格究竟处于何种水平

目前，塑料信用市场尚未形成统一的价格体系。截至2026年9月2日，PCX Markets平台上显示，斯里兰卡一项将混合塑料回收并作为替代燃料或原料供应给水泥等工厂的PPRS项目，其单价为每吨105美元；而菲律宾一项针对PET进行材料回收的项目，挂牌价则为每吨123美元。

相比之下，印度一项面向农户及当地居民回收硬质塑料并进行再生的项目，价格高达每吨722美元；澳大利亚一项由Verra认证、专门回收农业用聚乙烯的项目，报价更是达到每吨799美元。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数据均为平台上的挂牌价格，并非最终成交均价，且存在变动可能。

造成价格悬殊的原因在于，不同项目在原料种类、市场价值、回收地点、处理工艺、物流成本以及社会效益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因此，该市场并不具备“购买最廉价产品即可获得同等环境效益”的特征。

此外，全球范围内尚未建立起成熟的塑料信用交易机制，部分制度甚至不承认二级流通的合法性。以PPRS为例，该体系禁止信用凭证的转售行为，其所有权转移仅限于从项目运营方或中介方直接转让给购买企业的一次性交易。

“塑料中和”究竟意味着什么

“塑料中和”与“塑料抵消”等环境声明需格外审慎。即便企业每年向市场投放100吨塑料包装，并在其他地区资助回收100吨废弃塑料，其自身消耗的100吨塑料并未因此消失。这既不代表其自有产品包装已被回收，也不意味着原生塑料用量减少了100吨。

世界银行指出，下游回收活动可能掩盖上游塑料使用量未减的事实，存在“漂绿”风险。企业应将自身减量、重复使用、轻量化及再生料应用等措施，与价值链外部的信用购买行为明确区分。相较于宣称“抵消了使用量”，准确披露资金具体投向哪些地区的何种回收与处理环节，更具信息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术语在不同法律体系下含义迥异。菲律宾《生产者责任延伸法》将“塑料中和”定义为：从环境中回收并移除与其产生的塑料产品足迹等量的塑料，并将其纳入EPR制度的政策目标。在自愿性环境声明中，该概念因界定模糊而备受争议；但在菲律宾，它已作为法定合规概念被正式采用。

与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衔接正在稳步推进

延伸生产者责任（EPR）制度要求将产品投放市场的企业承担一定的回收与再生责任。塑料信用机制最初作为自愿性的环境贡献工具得到推广，但在部分国家，该机制已被纳入EPR义务履行的支持体系之中。

菲律宾是这一趋势的典型代表。根据该国EPR法律，针对大型企业的品牌所有者、制造商及进口商等主体，法规要求以其上一年度投放市场的塑料包装足迹为基准，执行相应的回收或抵消任务。相关目标设定为逐年递增：2023年20%、2024年40%、2025年50%、2026年60%、2027年70%，2028年及以后达到80%。具体到2026年，企业需以2025年的足迹为基准达成60%的目标，并在2027年6月30日前提交经审计的EPR合规审计报告。

与自愿购买信用不同，该体系将足迹核算、目标达成、第三方审计及向行政部门的报告确立为法定义务。法律条文明确规定“回收或抵消”（recover or offset），这意味着抵消措施也被认可为履行手段之一。不过，这并不等同于购买自愿性信用即可直接视为完成法定义务，企业仍需依据法律法规及实施细则进行实绩确认。

伴随这一制度变革，相关企业也在拓展服务范畴。PCX Markets在提供信用交易平台的同时，还涵盖塑料减量、EPR合规、包装数据管理及再生材料获取等服务。rePurpose Global则在传统自愿性回收支持的基础上，于2025年推出了包装合规平台，提供包括EPR应对、包装数据管理及塑料回收声明（Plastic Recovery Claims）在内的整合解决方案。

目前，信用市场正逐步向能够一体化管理包装法规应对与回收义务的服务领域延伸。

日本企业在海外可能面临法律强制要求

在《塑料资源循环促进法》的框架下，日本正推进产品生态设计、一次性塑料使用合理化、市町村分类收集以及制造与销售企业自主回收和再资源化等措施。然而，通过购买Verra等机构发行的碳信用来履行全国统一法定义务的机制尚未建立。

不过，若日本企业的海外子公司满足当地延伸生产者责任（EPR）法规的要求，则需承担相应的法定义务。以菲律宾为例，中小企业原则上不在监管范围内，但对于使用相同品牌、标签或商标的企业群体，其规模判定基于各公司总资产的总和。一旦合计规模超过中型企业标准，即纳入强制义务范围。因此，仅凭海外子公司单体规模不足以判定其是否豁免于该义务。

违反注册义务或回收目标将面临严厉处罚：首次违规即处以500万至1000万比索的罚款；若第三次违规，其营业许可将在满足合规要求前自动暂停。海外子公司需准确掌握包装材料的投放量，并有效管理其与当地EPR制度、生产者责任组织（PRO）、回收处理服务商及第三方审计机构之间的关系。这一合规工作不仅涉及可持续发展部门，还需海外业务、法务及包装材料采购团队协同参与。

国际塑料公约谈判进展如何

在国际层面，旨在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塑料污染国际文书的政府间谈判委员会（INC）正持续推进相关磋商。2025年8月举行的INC-5.2会议未能就条约文本达成共识，而2026年2月的INC-5.3会议则主要聚焦于选举主席等程序性事务。

随后，首席代表非正式面对面会议定于2026年6月30日至7月3日在内罗毕举行。第二次会议计划于9月27日至30日在曼谷召开，第三次会议则安排在2027年1月25日至2月2日期间进行。此外，INC-5.4会议预计将于2027年3月13日至24日之间举行。

目前，全球尚未确定建立统一的塑料信用制度。各国实施的延伸生产者责任（EPR）制度，与Verra、PPRS等自愿性机制并存，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实现衔接。

企业应当核查哪些关键要素

企业在采购塑料信用时，不能仅关注价格与回收总量，更需深入审视其底层构成。环境效益的实质差异，取决于该信用对应的是单纯回收还是再生利用，涉及何种材质、在哪个区域进行收集，以及后续流向是材料回收、替代燃料或原料利用，还是其他处置方式。

关于“额外性”的界定，不同制度下的标准存在显著分歧：是要求若无信用资金则回收活动根本不会发生，还是要求相对于地区基线实现数量与质量的双重提升，抑或是将回收者获得的社会福利视为额外性？满足制度层面的额外性要求，并不等同于证明企业出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对于市场价值高、易于回收的材料，与价值低、回收难度大的材料而言，额外资金所发挥的作用截然不同。

此外，独立第三方验证机构（VVB）是否介入、现场核查在流程中的具体节点、以及从签发到注销的全链条可追溯性，均构成关键评估维度。企业在披露时，必须将自身的减排举措与塑料信用采购行为明确区分，分别进行说明。

未来关注点

塑料信用体系在每单位信用所代表的数量、额外性界定标准以及验证机制等方面，因具体制度设计而异。这种非标准化特征，恰恰映射出塑料污染本身是一个受材料类型、地域环境、处理方式及社会条件等多重因素影响的复杂议题。

市场定位正在发生转变，从早期的自愿性信用交易，逐步向与生产者责任延伸（EPR）制度、包装法规以及回收与再生实绩的监测、报告与核查（MRV）体系相衔接的方向演进。在此背景下，PCX Solutions于2026年7月推出了“替代材料证书（AMC）”，旨在支持从化石基塑料向替代材料的转型。该证书在核算价值时，不仅考量替代材料与原有材料之间的价格差异，还将使用后的回收成本纳入考量。在首个落地项目中，该机制被用于支持太平洋岛国地区纸尿裤的材料替代，以及使用后的回收与堆肥化处理。通过证书化手段引入资金，其覆盖范围正从下游的废弃塑料回收，逐步拓展至上游的材料转型环节。

若仅将塑料信用视为抵消自身塑料使用量的工具，便会误判其实际功能。该机制的本质在于，将资金精准导向废弃物管理基础设施、回收与再生、社会福祉效益以及材料转型等领域，并严格关联可测量、可验证的实际成果。

企业不仅需要关注购买数量，更被要求清晰阐释所购信用的具体内涵、其带来的额外性成果，以及这些成果在企业自身的塑料减量目标和EPR合规义务中所处的定位。

同时负责《Sustainable Japan》的编辑工作，分析并传播国内外可持续发展管理的相关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