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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减少塑料污染,应强制要求再生含量并允许贸易以实现全球循环

责任编辑:Clara Zeng6 分钟阅读
为减少塑料污染,应强制要求再生含量并允许贸易以实现全球循环

要点

  • 全球仅9%的塑料被回收,美国回收率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 欧盟计划2040年前饮料瓶再生含量达65%,2026年11月起禁止向非经合组织出口再生塑料。
  • 美国回收行业在收集、加工和再制造环节支撑近100万个就业岗位。
  • 英国对再生含量低于30%的包装征收税费,激励再生材料使用。

当前的石油危机可能加速可再生能源和再生塑料的普及,以对冲未来冲击。可回收塑料的跨境贸易以及强制规定产品中再生材料含量的政策,能够重塑全球供应链。但Justin Robertson和Doug Woodring指出,将材料定义为“资源”而非“废物”同样至关重要。

继气候变化之后,塑料污染是少数最紧迫且复杂的环境问题之一。近几个月来,中东局势动荡迫使各方重新审视能源市场与全球供应链。由于原生塑料几乎完全由化石燃料制成,塑料行业的经济表现与油价紧密挂钩。

这一背景已催生一些微小但令人鼓舞的适应迹象。再生塑料悄然赢得了此前无法竞争的订单。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在开放与封锁之间摇摆,问题在于现状是否将简单恢复,使基于石油的塑料行业不受动摇。

一种情景由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在社交媒体上勾勒:石油流动恢复,能源价格下跌,海峡关闭仅被视为短暂波动。然而,另一种可能性是,危机将催生循环经济及资源安全的新路径。

尽管对塑料污染危机的认知不断提升,我们的分析对几种常见解决方案提出质疑:由个人和家庭发起的自下而上变革;需要高国家政治能力的税收与监管工具;以及通过难以谈判的国际条约达成的全球规则。

回收是循环经济的关键组成部分,该体系旨在通过维修、翻新和再加工使材料持续使用,从而消除废弃物。然而,回收目前并非全球性解决方案,尽管它完全有可能成为。拥有回收渠道的人群可能高估了其实际普及程度。全球仅有9%的塑料被回收,而美国的回收率甚至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以下三项务实举措若能协同推进,将为塑料在全球循环经济中扮演更大角色注入强劲动力。其成果将体现为可广泛复制的国家法规、由全球品牌引领的环境创业浪潮,以及再生产品国际贸易流量的持续扩大。

推行强制标准,而非禁令或产量上限

要求产品必须包含最低比例再生材料的强制性标准,应是提升“二次生命”塑料市场的关键优先事项。尽管塑料聚合物石化生产商常因塑料用量增长而受到指责,但产品与包装的设计决策权并不在他们手中。全球品牌塑造消费者偏好,并决定货架上出现何种产品。强制标准能够推动品牌创新,同时为其投资提供确定性,避免诉诸更为强硬的行政干预。

即便是逐步实施的阶段性门槛,也能为再生塑料创造持久且可预期的需求。这种确定性使企业能够进行更长期的规划。一旦供应链围绕再生原料完成重构,企业维持现状的意愿将显著增强,因为转换成本已经支付,且再生材料合同锁定了价格。

政策制定者的目标应是识别那些政治可行性高、影响显著的措施,而非追求需要近乎不可能政治意愿的选项,例如环境税或塑料禁令,或是成本高昂且效率低下的补贴。强制标准使政府得以解决集体行动困境,并在过程中培育市场,而非挑选赢家。随着再生材料规模经济效应的显现,强制标准对消费者的可见成本极低,从而避免了新环境税屡遭反弹的困境。相较于环境政策工具箱中的其他选项,强制标准仅需适度的立法行动。

在进展缓慢且充满分歧的联合国塑料条约谈判中,主流讨论聚焦于产量上限,回收则被边缘化为次要补救手段。《柳叶刀》发表的一份报告直言不讳地指出:“现在已很清楚,世界无法通过回收摆脱塑料污染危机。”我们持相反观点:唯有回收才能在短中期内实现大规模减量。

限制原生塑料产量在减少塑料污染方面难以发挥实质性作用,这既源于此类措施面临巨大的政治阻力,也受制于联合国条约基于共识的决策机制——在后者中,存在分歧的议题往往导致协议达成进程受阻。政策制定者应将重心转向能够立即产生可量化成效的行动,即通过提高再生材料的使用比例来降低对原生塑料的需求。这是从宏观层面削减每日产生的塑料污染的关键路径。

目前,加利福尼亚州已强制要求塑料饮料容器至少含有25%的再生材料,并计划到2030年将这一比例提升至50%。自2030年起,欧盟将对几乎所有塑料包装实施最低再生含量标准,其中饮料瓶的再生含量须在2040年前达到65%。英国则采取了一种颇具特色的变通方案,通过对再生含量低于30%的包装征收税费,以激励再生材料的使用。除国家政府外,城市及州级行政单位亦可在再生含量要求方面发挥引领作用。

贸易并非敌人

限制可回收材料的跨境贸易,无异于短视之举。可回收材料是循环经济的基础原料,而全球许多回收工厂目前处于半闲置状态,其原因并非缺乏基础设施或劳动力,而是无法获取足够的原料以维持生产线运转。强制性标准能够创造市场需求,而贸易则确保这种需求得以高效满足。当可回收材料能够跨境定价与交易时,塑料循环经济最有可能取得成功,这有助于实现规模效应并缓解产能短缺问题。

环保运动往往本能地将可回收塑料的跨境贸易视为 inherently 不洁。2018年中国关闭废塑料进口大门之前,富裕国家运往亚洲的大量塑料中,有相当比例存在污染、管理不善或不可回收的问题,最终被填埋或露天焚烧。如今,我们已能更清晰地阐明可回收塑料的经济价值,并追踪其跨境流动轨迹。解决贸易真实性验证难题的方案,在于为买卖双方制定明确的全球性指导准则。当联合国条约谈判重启时,各代表团应推动建立一套可信的、基于规则的国际合格可回收原料流通机制。

然而,这一逻辑尚未被欧洲政策制定者所接受。欧盟将塑料出口界定为“废物”,并将此类贸易流称为“环境剥削”。自2026年11月起,欧盟将禁止任何再生塑料流向非经合组织(OECD)国家。因此,欧盟在塑料政策上仅做对了一半:在再生材料含量方面颇具远见,但在对可回收物设置贸易壁垒方面则显得短视。尽管在政策层面已付出诸多努力,欧盟在欧洲本土生产流程中的再生材料占比刚刚突破10%,若缺乏贸易支持,其大幅提升该比例的前景不容乐观。相比之下,英国成功的再生材料含量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依靠进口的二次利用材料得以实现的。

回收即制造

设计良好的循环经济能够同时回应左翼和右翼的批评:它拥抱贸易,同时促进制造业发展。塑料并非半导体或电动汽车等出于战略考量而需保护的前沿技术。可回收塑料跨越国境,并不会导致本国劳动力被取代。与此同时,回收无疑是一种制造形式。仅在美国,回收行业就在收集、加工和再制造环节支撑了近100万个就业岗位。在许多亚洲经济体中,该行业的相对比重更为显著。无论位于底特律、深圳还是斯图加特的汽车工厂,只要使用源自全球原料市场的再生塑料,就能提供高薪岗位、更绿色的生产方式,并有效抵御油价波动的影响。这一模式与绿色全球价值链的理念完全契合。

从废物到资源

只要政策制定者、企业高管和公众仍将塑料视为废物,它就会被当作一种无后续用途的材料进行定价和处理。“废物与处置”这一术语源自危险化学品废物领域,并被沿用到《巴塞尔公约》中。顺应塑料经济的新逻辑,我们应当如实称这种材料为“资源”。这种词汇的转变绝非表面文章。语言塑造了人们对可能性的认知。摒弃“废物”一词,是吸引回收行业长期缺乏的创业者和私人资本的又一步。在适当的政策框架下,这些资本将推动再生材料含量领域的创新。

结论

塑料是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轻质且坚固的特性支撑着当代工业、基础设施、食品安全及医疗保健领域的诸多环节。然而,一次性塑料因生产成本极低且易于丢弃,已演变为一种具有破坏性的全球性现象。若缺乏替代策略,未来数十年间,数亿吨塑料将最终进入填埋场、焚烧炉及水系。

美伊危机可能加速全球对可再生能源及再生塑料的采纳,以对冲未来冲击。将再生含量强制要求与开放、可验证的贸易机制相结合,能够弥合政治光谱两端的分歧,并作为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有力基础,推动国家层面的行动。我们估算,在建立新框架的前提下,到2040年,全球每年可从超过7000万吨再生塑料中获取价值。全球各地的国家举措可推动主要国际品牌重新设计其全球供应链,以构建更绿色的世界,从而为重塑全球循环经济、大幅减少塑料污染奠定基础。

编辑观点

产业链需警惕欧盟贸易壁垒对全球再生料流动的限制,同时抓住各国强制标准带来的确定性订单。关注符合国际准则的合规贸易机制建立,以及将“废物”重新定义为“资源”以吸引私人资本进入回收领域,这是突破当前产能瓶颈的关键。

常见问题

强制再生含量标准为何比塑料禁令更有效?

强制标准能创造持久可预期需求,避免行政干预。品牌需创新设计以满足最低再生比例,如加州要求饮料容器2030年达50%,这种确定性让企业能长期规划并锁定价格,降低转换成本。

欧盟禁止向非经合组织出口再生塑料有何影响?

此举被视为短视,阻碍了全球回收产能利用。欧盟本土再生占比刚破10%,若缺乏贸易支持,难以大幅提升比例;相比之下,英国依靠进口二次利用材料成功实施再生含量政策,证明贸易对规模效应至关重要。

全球塑料回收率现状如何?

全球仅9%的塑料被回收,美国回收率远低于此平均水平。回收并非当前全球性解决方案,但通过强制标准与贸易协同,可将其转化为循环经济关键部分,解决回收工厂因原料不足导致的半闲置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