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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地马拉】赋能受塑料困扰的危地马拉村民

责任编辑:Clara Zeng15 分钟阅读
赋能受塑料困扰的危地马拉村民

要点

  • 危地马拉过去十年进口超过120万吨家用塑料制品,中国产品进口量自2016年以来增至三倍。
  • 危地马拉农村地区近四分之三的家庭会焚烧包括塑料在内的各类废物,且95%农村家庭使用木材烹饪。
  • Ecolectivos项目由UCSF、Emory University和UVG共同运营,是首个评估行为改变降低塑料燃烧暴露水平的随机对照试验。
  • 历史上全球仅有不到9%的塑料被回收,危地马拉因废物管理体系薄弱成为拉美塑料污染最严重热点地区之一。

在危地马拉希拉帕市附近一座名为埃尔杜拉斯纳尔的小山村,闷热潮湿的午后,索伊拉·伊丽莎白·克鲁斯(Soila Elizabeth Cruz)小心翼翼地探身到铁丝网围栏的缝隙下,捡拾卡在泥土里的塑料垃圾,身旁卡车呼啸而过。克鲁斯用西班牙语说,当地居民每三到五个月会聚在一起,清理这些随处可见的废弃物,同时把破旧的塑料瓶和包装物扔进一个大垃圾袋。

“我们作为社区一起行动,是为了让这里看起来整洁有序。”克鲁斯说,她平时被称作贝蒂(Betty)。她是从“Ecolectivos”项目中了解到减少塑料使用和废弃物的益处的。该项目由美国与危地马拉的研究人员共同运营,旨在研究焚烧塑料对圣玛丽亚·沙拉潘(Santa María Xalapán)山区妇女和儿童健康的影响。

该项目由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丽莎·汤普森(Lisa Thompson)和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的泽川惠里(Eri Saikawa)共同领导,通过举办工作坊,帮助偏远原住民辛卡(Xinca)村庄的居民制定切实可行的长期计划,以减少塑料废弃物及其焚烧。

克鲁斯和村里其他妇女——该村距希拉帕市约20分钟车程——参加了为期数月的培训,最终确定将社区清洁行动作为其减少塑料的策略。这些妇女选举克鲁斯担任“promotora”(环境健康领导者),负责监督该计划的执行。克鲁斯是一位富有魅力的三个孩子的母亲,她留着粗黑的辫子,从一顶洋红与白色波点棒球帽的后方垂下。

“这些工作坊激励我们作为社区团结起来,”克鲁斯表示,她决心让村庄摆脱塑料污染。“现在我们互相激励,不焚烧塑料,并减少使用。”

克鲁斯正站在全球塑料污染危机的前线。这场危机源于石油基材料产量的激增,这些材料含有有毒化学物质,且无法被回收或可持续管理。

数十年来,塑料制造商每年生产数亿吨塑料,最初将一次性、可丢弃产品宣传为通往无忧无虑生活方式的钥匙。随后,随着对塑料污染担忧的加剧,制造商将回收作为解决日益严重的废弃物危机的方案加以推广,尽管历史上仅有不到9%的塑料被回收。

这种失败带来的后果在危地马拉尤为严峻。该国在管理废弃物方面的能力有限,却同时不断进口越来越多的塑料制品和塑料废料。

过去十年间,危地马拉进口了超过120万吨家用塑料制品。Inside Climate News对联合国贸易数据的梳理显示,自2016年以来,来自中国的此类产品进口量几乎增至三倍。如今,Jalapa市中心已出现多家专门销售中国塑料制品的商店。在一家名为“Super China”的店铺里,空气中弥漫着挥发性塑料化学品散发的刺鼻气味,货架上塞满了大批量生产的水瓶、午餐盒、玩具、小摆件及其他塑料制品——其中绝大多数还包裹在塑料包装内。

《环境研究快报》(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近期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危地马拉正在进口越来越多难以回收的塑料废弃物。该研究作者写道,在一个废物管理体系薄弱的国家,废弃塑料的大量涌入,已使危地马拉成为拉丁美洲塑料污染最严重的热点地区之一。

塑料碎片堵塞河道,并在暴雨期间顺着山坡倾泻而下,使得流经Jalapa以北的Motagua河成为全球塑料污染最严重的河流之一。

在超过半数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危地马拉,大多数人无法获得废物收集服务,El Duraznal等农村地区尤为如此,Cruz便居住于此。危地马拉农村地区近四分之三的家庭会焚烧包括塑料在内的各类废物。

现有的空气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并未纳入焚烧塑料废弃物所产生的排放。但由Ecolectivos的Saikawa主导的一项2023年研究估算,危地马拉境内焚烧塑料废弃物——包括在Xalapán山区——可能导致排放量出现“显著增加”。

Saikawa表示,研究结果令人担忧,但也表明焚烧塑料废弃物是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只要建立废物收集服务的可及性,我们就有可能减少这些排放,并改善人类健康与生态系统健康。”她说。

许多危地马拉人焚烧塑料垃圾以点燃或助燃炊事火,并借此处理源源不断的废物,却未意识到他们正在释放一种有毒混合物,其中包含微塑料、致癌物、内分泌干扰物及其他有毒化学物质,这些物质会改变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发育过程,并干扰激素及生殖系统的正常运作。

在遇到Thompson及其团队之前,Cruz曾将塑料包装投入炊事火中,并经常在家附近焚烧塑料垃圾。烟雾刺激她的眼睛,灼烧她的喉咙,并引发剧烈的头痛。

克鲁斯得知研究人员希望帮助像她所在的社区那样找到停止焚烧塑料的方法时,立刻抓住了参与的机会。

“我们意识到塑料袋只用一次就被丢弃,”克鲁斯说。于是她改用麻布袋和篮子,这些可以反复使用。

“知道我们可以通过微小的改变为社会做贡献,这令人非常振奋,”克鲁斯表示。

正因如此,她和许多邻居都自愿参与社区清洁工作。“我们因此获得了健康,”她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

室内隐蔽的威胁

丽莎·汤普森自20世纪90年代起便开始研究室内空气污染的健康影响。当时,她作为执业护士,在旧金山东湾地区对患有哮喘的儿童进行家访。这段经历促使她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环境健康研究项目攻读研究生学位,并在那里与已故的柯克·史密斯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合作。汤普森称史密斯为室内空气污染研究的“教父”。

据汤普森介绍,史密斯是记录发展中国家冒烟炉灶健康危害的先驱,也是率先使用低成本、无干扰颗粒物传感器记录低收入国家暴露情况的先驱。汤普森目前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家庭健康护理学系的教授。

妇女和5岁以下儿童对室内空气污染尤为敏感,因为她们在厨房花费大量时间。使用木材等固体燃料烹饪产生的污染是育龄妇女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损害胎儿发育,并增加呼吸道感染及其他健康问题的风险。

在危地马拉,95%的农村家庭使用木材作为烹饪燃料。

当汤普森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时,史密斯刚刚获得资助,研究用更安全的封闭式炉灶取代开放式炉灶是否能减少危地马拉儿童的肺炎发病率。精通西班牙语的汤普森加入了这项研究,这成为首个研究室内空气污染健康影响的随机对照试验。

尽管封闭式炉灶并未降低肺炎的总体发病率,但其中一项后续研究表明,它们确实显著减少了重症肺炎的发生。

类似地,通过引入更清洁的烹饪燃料来改善妇女和儿童健康的努力也取得了喜忧参半的结果,这很可能归因于多种复杂因素。更清洁的燃料可能未能充分改善空气质量以产生明确的健康效益,或者室外空气污染可能抵消了室内污染的减少。

“但研究之所以得出相互矛盾的健康影响结论,最大的潜在原因,”汤普森表示,“很可能是其他未被测量的因素掩盖了炉灶干预措施的影响,例如贫困、营养状况以及获取医疗服务的渠道。”

汤普森在危地马拉高地目睹有人用旧塑料凉鞋在户外生火为猪群烹饪食物后,联合发起了Ecolectivos项目。该项目是危地马拉瓦莱大学(Universidad del Valle de Guatemala, UVG)、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研究人员之间的合作。这是首个评估战略性行为改变能否降低育龄女性接触塑料燃烧副产物暴露水平的项目,其评估方法是将村庄随机分配至对照组或干预组。

作为这项为期五年的研究的一部分,团队在围裙上安装了尺寸相当于翻盖手机的空气监测仪,并将其分发给圣玛丽亚沙拉潘(Santa María Xalapán)地区16个农村村庄中的数百名女性。这些女性在白天佩戴围裙,夜间则将其放置在床边,使监测仪内的过滤器在24小时内捕获烟尘细颗粒和黑碳等有害物质。

次日,现场工作人员会取回监测仪,同时收集尿液样本,交由埃默里大学的实验室分析其中与塑料燃烧相关的生物标志物。研究开始时以及旨在减少塑料燃烧干预措施实施后,现场团队还会向这些女性询问一系列关于其烹饪和焚烧习惯的问题。

5月的一个早晨,危地马拉瓦莱大学高级研究科学家奥斯卡·德莱昂(Oscar de León)正前往位于哈拉帕(Jalapa)以西拉富恩特(La Fuente)的项目办公室,准备与现场工作人员会面。途中,他看到有人从一辆排放柴油废气的三轮突突车(tuk-tuk)出租车中扔出一个袋子。

“一个装满更多塑料垃圾的塑料袋,”德莱昂说道。他负责Ecolectivos的数据整理及其他科学工作。“它现在就在我们的卡车下面。”

德莱昂表示,塑料垃圾无处不在,堵塞着哈拉帕的街道,也散落在团队工作的偏远山区村庄(la montaña)沿路各处。

通往办公室的道路高耸于城市之上,蜿蜒穿过一片由煤渣砖砌成、屋顶覆以波纹钢板的居民区。这里的小商铺售卖着装在塑料瓶中的软饮料和用塑料包装的零食。许多房屋由从院中挖出的黏土建成,木柴燃烧产生的浓烟从这些房屋中滚滚冒出。妇女们带着孩子沿着狭窄的道路行走,头顶平衡着装满柴火的篮子,脸上没有任何遮挡,只能忍受燃烧塑料和木火产生的刺鼻、辛辣的烟雾。

在办公室,德·莱昂与两名外勤人员阿比迪阿斯·米萨埃尔·拉米雷斯·门德斯和约塞林·玛丽贝尔·梅洛斯·门德斯会合,他们即将前往附近村庄拜访研究参与者。虽然到帕洛·韦尔德只有约7英里,但在颠簸的土路上行驶仍需半小时。团队将卡车停在几栋尚未完工的煤渣砖房前,随后沿着一条土路徒步上行,去见一位名叫德尔米的19岁少女。她性格内向、说话轻声细语,不愿透露自己的姓氏。

拉米雷斯和梅洛斯取走德尔米处的空气传感器和生物监测样本,并轮流询问她过去24小时内的活动情况,包括是否使用过任何塑料材料、吃了什么、如何烹饪、烹饪时是否开窗、是否在炉中燃烧过塑料,若有,是何种类型。

德尔米家门前放着几箱捐赠食品,她与母亲、兄弟和表亲同住。她不清楚是谁送来的,只知道箱内装的是用塑料袋包装的脱水蔬菜。

德尔米将一头黑色长发扎成马尾,她不会往烹饪火堆中添加塑料,因为她知道这种烟雾对肺部有害。但她和母亲每周会焚烧一大堆塑料袋、瓶子、衣物和其他废弃物。“处理垃圾没有其他办法,”她在公鸡的啼叫声中说道。

拉米雷斯和梅洛斯感谢德尔米抽出时间配合,随后驱车前往另一位研究参与者的家中,那里位于山路上方不远处,路况依旧崎岖。团队沿着一条陡峭的小径下行,来到27岁、育有三个孩子的母亲桑德拉·蒙希亚·马科斯家中。

曾参与“家庭空气污染干预网络”(HAPIN)试验的蒙吉亚(Mungiya)欣然加入了该项目。她性格温和,说话时偶尔会发出轻笑。HAPIN试验旨在评估在危地马拉、卢旺达、秘鲁和印度,为使用木材及其他生物质燃料烹饪的孕妇提供清洁液化石油气灶具对健康的影响。蒙吉亚被随机分入对照组,她感谢研究方提供的补偿——一张桌子。

这个阳光明媚的春日早晨,这张桌子正承担着双重功能。母亲节当天,一只火鸡走失了,蒙吉亚花了数天才将其找回。如今,她把这只“不听话”的鸟拴在厨房的桌腿上。厨房内,柴火堆放在低矮的石墙上,便于取用,也方便人们登上山坡。

蒙吉亚解释说,她不得不使用木材烹饪,因为用燃气烹煮大部分主食成本太高。比如,她厨房里木梁上挂着的田玉米,她将用它制作玉米面团(masa)来烙玉米饼。有时,她会用塑料垃圾作为引火物,但这样会导致呼吸困难,因此她尽量避免。

蒙吉亚说,烹饪产生的烟雾使生病的孩子呼吸更加困难。她提到,四月份全家人都感冒发烧了,这种情况似乎每个月都会发生。

对拉米雷斯(Ramírez)和梅洛斯(Merlos)来说,在替代方案稀缺的情况下,告诉妇女停止使用和焚烧塑料令人沮丧。

“她们得到的一切都是塑料包装的,如果她们想改变这种状况,成本会更高,”拉米雷斯说。他补充道,她们知道有替代方案可用,也希望能使用,但“她们只是负担不起”。

争取清洁空气

从办公室通往洛斯伊索特斯(Los Izotes)的道路已铺设柏油,沿途有更多当地商店、餐馆和便利店,人们在此兑换在美国工作的亲人寄回的汇款。道路外的部分田地里种植着玉米、桃树和咖啡。但德莱昂(de León)表示,如果有空地,很可能被用来焚烧塑料。

几分钟后,仿佛应景一般,一个塑料袋从路面上升起,像一只逃脱的派对气球。

“这里没有随风滚动的干草,只有随风滚动的塑料袋,”德莱昂苦笑着说。

研究团队的卡车驶上一条土路,前往温迪·埃尔南德斯(Wendy Hernandez)的住所。这位三个孩子的母亲被同组参与者推选为“推广员”(promotora)。她接受过培训,负责向社区普及塑料回收与再利用知识,指导居民将废旧物品改造为艺术项目,而非随意丢弃在地面或投入厨房炉火中。她每月走访二十多户家庭,分享所学知识,邀请居民参与社区清洁活动,并强化环保行为。

埃尔南德斯表示,首次社区清洁活动吸引了多达200人参与,但此后的活动仅有50人到场。

她指出,多数居民在得知焚烧塑料有害健康后,已停止在烹饪炉火中焚烧塑料,但仍会焚烧塑料以处理废弃物。“这里没有人来收垃圾,连我自己也不得不把塑料烧掉,”她说,“但我不会在室内焚烧。”

埃尔南德斯称,儿童在木柴炉附近呼吸时本已存在健康问题,若炉火中加入塑料,情况会进一步恶化。她希望有朝一日社区能呼吸到清洁空气,居民不再将塑料垃圾倾倒在当地泉水附近。但她强调,社区需要更多的教育与支持。当焚烧塑料的刺鼻气味飘到她家时,她一度停下了话语。

同样居住在洛斯伊索特斯(Los Izotes)的卡塔琳娜·拉米雷斯(Katerine Ramírez)是两名孩子的母亲,她尽可能回收塑料容器。但她通常每周至少焚烧一次垃圾,其中包括塑料。“垃圾车从不到这里,每个人只能自己想办法处理垃圾,”拉米雷斯说。

正因如此,关于减少塑料焚烧的工作坊成为该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培训中,村民制定了社区清洁、从垃圾中分拣可回收物等策略。汤普森(Thompson)表示,在为期两年的数十次清洁活动中,八个干预村庄的居民共清理了超过4,500大袋垃圾。她解释称,项目还举办了相关活动,向研究参与者及村民展示,他们可以将收集到的玻璃、金属和塑料出售给回收公司,从而获得收入。

即便是未参与制定减少塑料焚烧策略的对照村庄居民,也参加了社区清洁和回收活动。

胡安娜·佩雷斯·阿吉拉尔(Juliana Perez Aguilar)自2019年起一直在拉富恩特(La Fuente)——靠近项目办公室的区域——清理垃圾。当时,她听到了与汤普森共同发起“Ecolectivos”项目的人类学家玛亚丽·亨斯特曼(Mayari Hengstermann)关于焚烧塑料的危害及回收益处的讲解。

2019年,亨斯特曼(Hengstermann)在拉富恩特(La Fuente)举办了一系列研讨会,作为概念验证研究的一部分。她表示,这些研究结果为后续在Ecolectivos干预社区中使用的教育材料奠定了基础。

此外,亨斯特曼还发起了一项GoFundMe众筹活动,以持续支持当地社区。

佩雷斯(Perez)表示,自参加这些研讨会以来,她和她的女儿克拉拉·卢斯·卡斯特罗·佩雷斯(Clara Luce Castrillo Perez)一直持续回收铝罐、玻璃瓶和塑料瓶。当她发现雨水积聚在存放回收物的容器中导致蚊虫滋生时,她的儿子们为她搭建了一个遮雨棚,以防止雨水进入。

此前,佩雷斯曾出售由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制成的塑料容器,直到回收中心停止接收此类物品。

亨斯特曼解释说,2023年左右油价下跌后,生产新塑料的成本低于回收PET的成本。她表示,当地回收商停止收购PET超过一年,目前只有少数几家重新开始收购。

然而,现在对佩雷斯来说,将体积庞大的PET瓶搬运下山(la montaña)的成本过高,因此她选择将其焚烧。此外,佩雷斯的清理工作也受到了特朗普政府新政策的干扰。该政策要求美国大学若与外国实体合作,必须提交单独的预算。因此,Ecolectivos团队不得不暂停项目九个月,直到满足新政策要求,期间无法协助运输垃圾和可回收物。

佩雷斯将拾荒所得材料卖给回收公司时,收入基本仅能覆盖成本,但她从事这项工作并非为了收入。她希望教育社区并保持环境清洁。

佩雷斯和她的女儿认为,社区真正需要的是一个收集中心,让人们可以在此投放垃圾。“这将有助于阻止人们焚烧塑料,”卡斯特罗说。

一位当地村庄负责人告诉亨斯特曼,他们正在努力建立一座本地垃圾填埋场,并可能设立一个收集中心,让人们无需前往哈拉帕(Jalapa)即可出售可回收材料。亨斯特曼表示:“这将降低运输成本,同时在社区内建立更强的回收激励机制。”

近期,Ecolectivos团队获得资金,将在萨拉潘(Xalapán)山区开展一项可能具有突破性的实验。

研究人员计划在La Fuente野外考察站的一间小厨房里安装电磁炉,以测试其能否满足当地参与者的日常烹饪需求。de León解释说,团队将邀请女性前往该厨房做饭,提供炉具,可能还会提供食材,并要求她们按照平时的习惯准备餐食。至于电磁炉是否能够将玉米加热足够长时间以制作玉米饼面团,以及是否具备烹饪玉米饼所需的大面积平坦加热面,仍有待观察。

在以往的研究中,该团队已证明,用燃气灶或配备排烟烟囱的炉具取代明火灶,能够有效降低室内空气污染。de León表示,如果完全摒弃燃烧作为热源,改用电磁炉,排放量或许还能进一步降低。但鉴于当地电网覆盖不稳定,且社区存在特定的烹饪习惯,他坦言:“目前尚不清楚这一方案是否切实可行。”

Ramírez表示,她愿意尝试使用电磁炉。但她希望产品不要采用塑料材质,以免人们被迫焚烧塑料,或不得不面对堆积如山的废弃物。

在Betty Cruz和El Duraznal的邻居们热情地花数小时收集塑料垃圾的第二天,de León注意到同一区域有几名男子正在焚烧垃圾。他说,这些垃圾很可能是社区大扫除后遗留下来的。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塑料燃烧气味,令人难以忽视。

编辑观点

危地马拉案例表明,在回收率极低的地区,源头减量与社区分选是降低环境负荷的关键。从业者应关注EPR政策在新兴市场的落地细节,通过支持社区建立初步的塑料分选与清洗机制,为后续机械回收或化学回收提供更高纯度的rPET、rPE等原料,从而构建更具韧性的循环经济链条。

常见问题

危地马拉El Duraznal村怎么解决塑料焚烧问题?

通过Ecolectivos项目培训,村民选举环境健康领导者,组织定期社区清洁并改用麻布袋替代一次性塑料。依据是该项目由UCSF和Emory大学共同运营,旨在研究焚烧塑料对山区妇女和儿童健康的影响,并制定长期减少废弃物的计划。

危地马拉过去十年进口了多少家用塑料制品?

过去十年间,危地马拉进口了超过120万吨家用塑料制品。数据显示,自2016年以来,来自中国的此类产品进口量几乎增至三倍,导致Jalapa市中心出现多家专门销售中国塑料制品的商店,加剧了当地塑料污染压力。

焚烧塑料废弃物对危地马拉排放有何影响?

焚烧塑料废弃物可能导致危地马拉排放量出现显著增加。2023年由Saikawa主导的研究估算,包括Xalapán山区在内的境内焚烧行为,释放了包含微塑料、致癌物及内分泌干扰物的有毒混合物,严重损害神经系统发育及激素正常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