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再生塑料资讯站再生塑料 · 循环经济← 全部资讯

环境ESG

化石燃料行业的后备计划?塑料

责任编辑:Clara Zeng10 分钟阅读
化石燃料行业的后备计划?塑料

要点

  • 全球塑料产量从20世纪50年代的200万吨增长至2015年的3.5亿吨。
  • 世界经济论坛预测2040年塑料产量将在2015年基础上再翻一番。
  • 页岩气开采伴生的乙烷被用于生产聚乙烯,全球产量最大的塑料聚合物。
  • 可口可乐等公司拆除回收基础设施,将废弃物处理成本转嫁给公众。
  • 塑料产业若视为国家,其碳排放量将跻身全球前列。

尽管人们努力减少塑料使用,却仍难以摆脱其包围。从食品包装、服装纤维,到外卖餐盒和家具,塑料几乎无处不在。

环境记者贝丝·加德纳(Beth Gardiner)指出,这并非偶然,而是有意为之。她在新书《Plastic Inc.》中追溯了化石燃料和石化行业如何助推当今一次性经济体系的形成,并解释了为何在污染、气候变化和健康风险担忧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塑料产量仍在持续攀升。

全球塑料产量已从20世纪50年代的每年约200万吨,增长至2015年的每年超过3.5亿吨。世界经济论坛预测,到2040年,塑料产量将再翻一番。

耶鲁气候连线(Yale Climate Connections)就塑料如何深度嵌入日常生活、科学家对塑料中化学物质健康影响的研究进展,以及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采访了加德纳。

本次对话经过编辑,以精简篇幅并提升清晰度。

耶鲁气候连线:目前公众对塑料的讨论多聚焦于个人废弃物处理和回收习惯,而非驱动塑料生产的工业体系。是什么促使你着手调查这一更宏观的议题?

贝丝·加德纳:我一直是那个随身携带可重复使用水瓶、去超市时努力记得带购物袋的人,一旦忘记就会感到内疚。和许多人一样,我对大量塑料涌入生活并直接变成垃圾的现状,深感焦虑与无力。

大约七八年前,我看到一篇文章称,化石燃料和石化行业正投入数十亿美元扩大塑料生产,尤其是在美国。

这感觉如同当头一棒。我这边拎着小小的帆布包去购物,而那些全球性、超级富有且拥有巨大影响力的企业,却正计划在未来几年生产更多塑料?

“个人责任”的叙事框架与这些企业的实际行为之间存在巨大落差,而且我们甚至没有讨论过这一点——这种鸿沟让我意识到:“这里有一个值得深挖的故事。”

即便作为一名环境记者,我也无法清晰解释塑料究竟从何而来,除了石油和天然气之外。我并未带着“这个行业是良民”的预设去调查,但实际情况比我预想的更为触目惊心。

我意识到,我们如今所处的“一次性”体系,其背后的策划与协同程度远超我的想象。这一体系由化石燃料、石化、包装及消费品行业共同构建。他们之所以设计并推广一次性产品,根本原因在于利润更高。

YCC:我们中的许多人,是在父母或祖辈“万物皆可重复使用”的环境中长大的。这种向一次性文化的转变究竟是何时发生的?其背后又有多大的刻意性?

Gardiner:这种转变在二战后几年内显著加速。

塑料在战争期间已被证明极具实用价值,它帮助雷达系统变得更强大、更高效,从而在对纳粹的作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二战结束后,业界意识到自身已具备生产塑料的产能,随之而来的核心问题变成了:“我们该如何将其销售出去?”

20世纪50至60年代,在行业会议上,高管们的表态非常直白。他们审视诸如可口可乐旧式玻璃瓶押金制度等可重复使用体系——在该制度下,瓶子会被清洗并灌装数十次——并直接将其描述为“亏损的生意”。一个被反复清洗、重复使用、多次灌装的空瓶,本可以转化为40至50个新瓶的销售机会。

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一次性包装蕴含着巨大的利润空间。因此,可口可乐等公司拆除了原有的回收再利用基础设施,转而采用一次性容器:先是易拉罐和一次性玻璃瓶,待技术成熟后,又逐步引入塑料瓶。

与此同时,处理空瓶及包装废弃物的成本,被从企业资产负债表上剥离,转嫁给了公众。作为纳税人或垃圾处理及回收服务的缴费者,我们承担了清理、填埋以及将废弃物送往回收中心的费用。

因此,在我们看来似乎自然且不可避免的一次性文化,其实绝非不可避免。它是被刻意构建的,因为这样更有利可图。

YCC:人们往往将塑料污染与气候变化视为两个独立的危机。但你在书中论证,二者实则深度关联。这种关联具体体现在哪里?

Gardiner:我过去也曾认为,这两者都是严峻且重大的问题,但彼此独立。

我后来认识到,二者实则紧密交织,部分原因在于塑料的生产与废弃处理过程具有极高的碳排放强度。

非营利组织Beyond Plastics的一项分析指出,若将塑料产业视为一个国家,其碳排放量将跻身全球前列。因此,若不直面塑料的生产与废弃处理问题,就无法真正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

塑料与化石燃料行业之间还存在一条更为间接的纽带。如今,塑料已成为该行业至关重要的收入来源。石油和天然气市场以波动剧烈著称,价格随战争、疫情和经济周期剧烈震荡。通过将更多油气转化为塑料和石化产品,企业得以开辟第二收入渠道,从而在燃油价格低迷时维持井口运营,为整体利润提供缓冲。

页岩气开采便是典型案例。这类气井产出甲烷——即天然气——同时也伴生乙烷。在页岩气开发热潮初期,乙烷常被视为废弃物直接燃烧处理。随后,行业投入数十亿美元建设石化装置,将乙烷裂解为乙烯,再进一步聚合为聚乙烯——全球产量最大的塑料聚合物。至此,曾经的废弃物转化为可观利润。

即便行业已清晰意识到,化石燃料作为能源的持续增长正面临威胁——不仅源于政策与气候行动,更因经济层面的竞争压力——塑料业务仍发挥着关键作用。当前,从可再生能源和电池获取能源的成本更低、供应更稳定,正持续挤压化石燃料的经济空间。

因此,塑料成为延长这一商业模式生命周期的关键手段。

塑料生产本身延长了化石燃料模式的生命周期,而该模式对气候的损害极为深远。

YCC:作为一名医生,我尤其关注健康影响。您了解到塑料及其添加化学物质存在哪些健康风险?

Gardiner:我们日常使用的各类产品中——盛装食品饮料的容器、衣物、地毯、沙发及家具——塑料中使用了数千种不同的化学物质。作为整体类别,塑料的范畴远超出人们通常直观联想的范围。

塑料以基础聚合物为骨架,随后混入各类添加剂,以赋予其柔韧性、硬度、颜色、耐用性及抗降解性能等特性。这些添加剂与塑料基体的结合较为松散,因而更易迁移析出——尤其在受热等应力条件下。

例如,将塑料水瓶遗留在高温车内,或用塑料容器微波加热食物,都会增加这些化学物质向食品或饮品中迁移的风险。

当前最受关注的领域之一是内分泌干扰物,即激素干扰剂——这类化学物质会干扰人体内分泌系统。许多人将激素主要与生殖功能关联,事实上,此类化学物质确实与不孕症、子宫内膜异位症及早产等问题存在关联。

激素调控着人体内众多生理系统。胰岛素属于激素,皮质醇等应激激素负责调节身体的应激反应与血压,甲状腺激素则主导新陈代谢。包括大脑发育在内的诸多系统均受激素精密调控,这些系统依赖于极其微妙的激素平衡。一个常被引用的比喻是:相当于20个奥运标准游泳池中仅一滴的剂量变化,就足以改变体内激素的功能。

与此同时,过去被视为罕见病症的状况正以更高频率出现,且发病年龄不断提前。环境因素在其中扮演多重角色,而源自塑料的化学物质位列最可能的诱因之一。

令人深感忧虑的是,塑料已深度嵌入日常生活——接触我们的食物、饮水、皮肤,甚至医疗设备。

令人担忧的初步研究

关于塑料健康影响的研究仍在推进,但结果日益令人不安。科学家已将塑料相关化学物质及微塑料暴露与以下问题联系起来:

YCC:这引出了监管与预防原则的话题。您认为哪些地区更重视这些担忧?在监管层面,哪些地方比美国更有效地回应了当前形势?

Gardiner:欧洲走在最前列。若与欧洲环保及健康倡导者交谈,他们会表示沮丧——他们目睹行业游说、政策倒退,以及他们认为力度不足的法规。但从美国视角看,欧洲在审查和监管日常消费品中化学物质的方面,远远领先于我们。

在美国,日常产品中的化学物质主要受《有毒物质控制法》(TSCA)管辖,该法于1976年通过,2016年修订。然而,这部法律存在严重缺陷,实际成效甚微。它与《清洁空气法》和《清洁水法》同期立法,但后两者设计严谨,内置了强有力的问责机制。

TSCA的默认立场是:大多数化学物质在未被证实有害前均视为无害。举证责任落在美国环保署(EPA)身上,由其证明某化学物质具有危险性,而非由企业证明其安全性。TSCA最初通过时,数千种化学物质被“祖父条款”豁免,未经历实质性的安全评估。

长期以来,美国环境保护署(EPA)并未增配足以深入审查化学品及其安全性的专业人员。近期该局遭遇大规模裁员,使得本就薄弱的监管法规在落地执行与执法层面面临更大挑战。

若询问大多数美国人,他们几乎都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任何化学品在投放市场前,必须经过严格的安全验证,方可用于瓶装、外卖包装、牙膏管或其他用途。然而,一旦得知这一认知与现实相悖,多数人恐怕会感到震惊。事实确实如此,这构成了一个严峻的问题。

YCC:许多家长希望减少购买以保护孩子,但塑料无处不在,替代品要么有限,要么存在误导。面对消费者试图调整需求,却仍被大量供应包围的现实,您如何看待这种脱节?

加德纳:我认为塑料实际上颠覆了供需关系的常规逻辑。

业界常以“消费需求”为塑料辩护,或指向全球南方市场的增长,或声称消费者追求便利。

但就塑料而言,其市场扩张主要源于供给侧的强力推动,而非需求侧的拉动。我常举的例子是:当你走进超市购买香蕉,发现它们装在塑料袋中,你并未主动要求使用塑料。从经济角度看,你购买的是香蕉。这中间存在明显的错位。

塑料之所以能逆转我们通常认知的“需求驱动供给”模式,根本原因在于其成本极低,行业正将其大量推向市场。

这种低成本并非偶然,其根源在于塑料以石油和天然气为原料,且常利用曾被视作废弃物的原料流。将这些废弃物流转化为塑料,实现了从废物到利润的转换。由于产量巨大,即便单价较低,行业仍有强烈动机尽可能多地向市场倾销产品。

因此,我们并非如业界所言那样“真正”在需求塑料。诚然,塑料有其重要用途——无人主张应全面禁用所有塑料医疗器械。但大量包装与一次性用品若被重复使用系统或其他替代方案取代,我们几乎不会感到任何不便。

塑料行业不仅将废弃物管理的成本转嫁给我们,还将责任也推给了消费者,坚称消费者既是问题的根源(“是你们要求生产的”),也是解决方案(“只要更好地回收即可”)。这种叙事掩盖了企业决策和政策选择在构建这一体系中的关键作用。

YCC:在书的结尾,你提到行业的“漂绿”行为和虚假解决方案让公众感到困惑。你认为哪些才是真正可行的解决方案?哪些想法我们应该保持怀疑?

Gardiner:无论向石化或塑料企业提出关于塑料问题解决方案的什么问题,答案似乎总是“回收”。他们希望我们以为回收能解决所有对塑料的担忧,但事实并非如此。这种说法被用来混淆视听,让我们误以为持续大量生产并强推塑料给公众是合理的。

实际上,只有极少数塑料(如PET[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瓶)在现实中能被可靠地回收。而且,即便这些材料,其回收效率也远低于玻璃或纸板。

因此,如果仅从有限范围讨论回收,那可以去做。但如果企业声称所有类型的塑料都能回收,从而误导公众,只会堵塞回收设施,导致本可回收的物品也无法被处理。

从根本上说,答案在于减少塑料。如何实现这一点?

作为个人,很难对这一体系产生实质影响。但当你与该领域的政策专家交流时,他们常提到的“圣杯”是“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该制度将处理废弃物的成本重新归于最初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而非继续由消费者和公众承担。

这一理念不仅转移了负担,还改变了激励机制,使行业不再拥有如此强烈的经济动力去生产大量不必要、浪费性的塑料,从而可能缩减至更必要的范围。

YCC:对于那些感到担忧、希望除了携带可重复使用水瓶外还能做更多的人,他们应将精力集中在哪里?

Gardiner:我曾与一位名叫Judith Enck的活动家交谈,她领导一个名为“Beyond Plastics”的组织。他们正努力引导人们将对塑料的关切转化为游说活动,推动市议会或州立法机构针对特定物品实施禁令。

该组织提出了一项名为“塑料三件套”的倡议,旨在推动市、县或州层面立法,禁止三种最常见的单次使用塑料物品——塑料袋、塑料吸管和泡沫塑料。这些物品是塑料污染的主要来源。该组织的核心目标在于培训公众如何与立法者进行有效沟通。

携带可重复使用的水瓶,并选择金属材质以避免化学物质渗入儿童饮料中,这固然值得肯定。然而,若希望真正改变现有体系,行动必须超越个人层面,在更宏观、更高层级的制度框架内展开。

石油公司在中期选举前在Meta平台上投放了超过200万美元的广告。

编辑观点

塑料产量激增与化石燃料行业利润结构深度绑定,单纯依靠末端回收难以扭转趋势。从业者需关注政策对石化行业上游利润的干预,并加速布局化学回收等能替代原生塑料的高值化路径,以应对源头供应过剩带来的价格冲击。

常见问题

为什么石化行业要拼命扩大塑料生产?

塑料成为化石燃料行业的关键收入来源,用于在燃油价格低迷时维持井口运营。页岩气开采伴生的乙烷被裂解为乙烯,进而生产聚乙烯,将废弃物转化为可观利润,以此缓冲能源市场波动。

全球塑料产量未来会达到多少?

世界经济论坛预测,到2040年塑料产量将在2015年超过3.5亿吨的基础上再翻一番。这一增长趋势源于行业将塑料作为第二收入渠道,以应对可再生能源对化石燃料经济空间的挤压。

一次性文化是如何取代重复使用体系的?

二战后,行业高管将可重复使用的玻璃瓶押金制度视为“亏损的生意”,因为一个瓶子可转化为40至50个新瓶的销售机会。企业拆除回收基础设施,转用一次性容器,并将废弃物处理成本转嫁给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