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发现微塑料污染可加剧抗生素耐药性上升

要点
- 自1950年以来全球塑料产量超83亿吨,大部分进入自然环境。
- 微塑料暴露10天可使大肠杆菌抗生素耐受性达初始水平100倍。
- 微塑料暴露可使细菌水平基因转移速率提高多达200倍。
- 聚乙烯中抗微生物耐药性水平高于聚氯乙烯。
- 聚苯乙烯泡沫多孔结构为细菌定殖提供更大表面积。
塑料污染已成为人类面临的最严峻环境危机之一。自1950年以来,全球塑料产量已超过83亿吨,其中大部分塑料废弃物最终进入自然环境,对野生动物、生态系统功能及人类健康造成严重影响。
与此同时,病原菌对一种或多种抗生素产生耐药性(即抗微生物耐药性,AMR)的能力急剧上升,已演变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目前每年导致全球约500万人死亡。
“AMR是对人类生存的根本性威胁,”牛津大学教授、英国Ineos Oxford Institute of Antimicrobial Research生物学主任Tim Walsh在接受Mongabay视频采访时指出,“其每年致死人数将超过结核病、HIV和疟疾,若不加遏制,甚至可能超越癌症成为头号杀手。”
直到不久前,塑料污染与抗微生物耐药性这两大全球危机仍被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视为相互独立的问题。然而,最新研究揭示二者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关联:
塑料废弃物迅速被微生物定殖,形成一种被称为“塑料圈”(plastisphere)的新型生态系统。生活在塑料圈中的细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强对抗生素的耐药性。
微塑料如何加剧抗微生物耐药性
2025年,波士顿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与未接触微塑料的细菌相比,暴露于微塑料环境中的大肠杆菌对四种常见抗生素的耐药性显著增强。
该研究负责人、博士生Neila Gross在接受Mongabay视频采访时表示:“仅经过10天的微塑料暴露,细菌对抗生素的耐受性便‘急剧飙升’,达到初始水平的100倍。这一结果令人极度担忧。”
研究人员仍在深入探究微塑料增强抗微生物耐药性的具体机制与原因。其中关键的一环在于细菌定殖表面时的行为模式。尽管人们通常将细菌视为孤立个体,但当其在表面生长时,会相互黏附并形成复杂的群落结构——生物膜。
生物膜中的细菌会分泌由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DNA组成的保护性凝胶状物质,这不仅有助于其牢固附着于表面,还能抵御包括抗生素在内的有害物质的侵害。“这相当于一种物理屏障,类似盔甲,细菌便栖息于其中,”Gross解释道。
生物膜中的细菌比游离细菌更容易产生抗生素耐药性,部分原因在于保护性凝胶虽能阻挡大部分抗生素,但无法完全隔绝。这使得细菌暴露于足以触发防御机制、却不足以将其彻底杀灭的抗生素浓度下。这种低水平暴露类似于未完成的抗生素疗程,促使细菌逐步演化出耐药性。
微塑料在此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它们不仅为生物膜提供附着表面,还主动促进其形成。Gross的研究表明,细菌在微塑料颗粒上形成的生物膜比在玻璃表面更致密、更厚实。此外,微塑料似乎还筛选出更擅长形成生物膜的细菌菌株。
通过促进更强、更稳定生物膜的形成,微塑料为耐药性的发展创造了理想环境。
中国及英国分别开展的研究发现,在河流环境中,与木材或岩石等天然表面相比,微塑料废弃物上携带的抗生素耐药菌数量更多,部分耐药基因的丰度也更高。
微塑料促进基因共享
耐药性之所以能在生物膜中迅速传播,另一重要原因是其中的细菌可通过“水平基因转移”过程轻易交换遗传物质。这意味着,无需每个细菌都通过随机突变独立演化出对所有抗生素的耐药性,一个细菌演化出的耐药基因即可在整个菌群中共享。
Walsh表示:“细菌如同基因海绵,其DNA具有高度可塑性。它们能够共同生长、相互沟通,并以远超人类的速度交换遗传信息。从这一角度看,它们构成了 formidable 的对手。”
Walsh及其同事发现,微塑料暴露可使水平基因转移速率提高多达200倍。这是因为细菌将微塑料视为毒素,从而激活“S.O.S.基因”——一组有助于修复受损DNA、且已被证实能促进基因交换的基因。Walsh解释:“细菌将微塑料识别为毒素并进入应激状态,进而刺激遗传物质的交换。”
部分塑料类型风险更高
研究人员正致力于解析塑料的哪些特定属性会促进耐药性的产生。目前已知,某些类型的塑料比其他类型更容易引发问题。
例如,科学家发现,广泛应用于塑料包装的聚乙烯中,抗微生物耐药性(AMR)水平高于用于制造管道等硬质塑料的聚氯乙烯。另一项独立研究指出,与聚乙烯相比,其他塑料表面形成的细菌生物膜密度更低,且水平基因转移现象更少。
研究还表明,用于制造填充泡沫的聚苯乙烯泡沫,可能比其他塑料类型更容易滋生耐药菌。该研究的主要作者、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博士研究员艾米丽·史蒂文森(Emily Stevenson)在接受《蒙盖贝》(Mongabay)视频采访时指出:“塑料本身的特性使其成为一种高风险基质,而聚苯乙烯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结构体系。其多孔结构为细菌定殖提供了更大的表面积。”
情况因此变得更加复杂:塑料颗粒在阳光和水分的作用下会随时间发生变化。这种老化过程会使塑料表面变得粗糙,从而增大表面积,使细菌生物膜更容易附着。此外,老化还会导致有毒化学物质从塑料中析出,这可能触发细菌的“S.O.S”应激反应,进而促进耐药基因的扩散。
微塑料可能将耐药菌携带至新的地点
一旦环境中产生了抗微生物耐药性,人类可能通过接触受污染的水、土壤或食物而感染耐药菌。微塑料在此过程中也可能扮演角色:聚苯乙烯泡沫等轻质塑料可随暴雨径流、溪流或洋流移动,从而将抗生素耐药菌重新定位至新的生态环境中。
专家指出,另一条潜在的感染途径是:携带耐药生物膜的微塑料,可能将这些有害细菌沿食物链向上传递至人类。
史蒂文森表示:“我们知道,贻贝等滤食性生物在食物链底层会摄入微塑料。我的博士研究表明,微塑料可能会增加贻贝肠道内抗微生物耐药基因的数量。由于人类会完整食用贻贝等贝类,‘如果其中存在任何有害病原体或微塑料,它们就可能进入人类食物链’。目前仍需更多研究来证实并拓展这些初步发现。”
废水:耐药性的高发区域
细菌与微塑料在全球环境中无处不在,但在某些特定区域,二者与抗生素及其他有毒物质高度富集,共同构成了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AMR)的热点区域。
先进的污水处理厂(WWTP)通过过滤与处理原污水,旨在去除细菌、药物残留及包括微塑料在内的各类污染物。尽管该工艺效率较高,但并非万无一失。
挪威研究机构(NORCE)的高级研究员Tam Tran在接受Mongabay视频采访时指出:“塑料会不断降解为更细小的碎片,这些微粒极难从废水中过滤或去除。”
Tran及其团队对来自挪威、冰岛和芬兰的废水样本进行了分析,发现处理过程虽降低了水中抗生素残留、微塑料及耐药基因的水平,但未能将其完全清除。当携带微量抗生素与微塑料的处理后废水排入海洋环境时,Tran表示:“这有可能催生新的AMR热点区域。”
即便经过先进设施处理,废水仍存在诱发AMR的风险。而在卫生设施有限、不足甚至完全缺失的地区——例如弱势社区、战区或难民营——耐药菌出现的风险更为严峻。
Walsh指出:“每当基础设施出现退化……便与耐药菌的传播存在直接关联。”
在高收入国家,耐药性感染虽属重大难题,但通常可通过医疗手段加以控制。而在中低收入国家,由于卫生设施与水处理厂资源匮乏,多重耐药性感染普遍存在,且往往导致死亡。
Walsh表示,在许多非洲及东南亚国家,“我们已无抗生素可选,这自然对最贫困人群影响最大。这与贫困直接相关。”
中低收入国家通常回收设施较少,导致塑料废弃物更易进入露天垃圾场、溪流、海滩及街道,从而大幅扩展了被细菌定植的“塑料圈”(plastisphere)。
多重危机叠加,共同助推了耐药性的发展。
塑料与抗生素同属人类制造并引入环境的物质,二者均可能影响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的运行,无论利弊。正因如此,它们被归入“新型实体”这一行星边界范畴——该边界是九条行星边界之一,一旦突破,将威胁地球宜居区的稳定。科学家指出,人类目前已突破九条边界中的六条安全阈值,其中便包括“新型实体”边界。
气候变化是另一条已被人类突破安全区间的行星边界,其越界行为可能正在加剧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AMR)。气温升高会加速细菌繁殖,并促进水平基因转移,从而助长耐药性的扩散。
此外,气候变化还可能产生间接影响:全球变暖引发的极端高温、高湿、洪涝与干旱,会损害水质与粮食安全,推高传染病发病率,进而增加抗生素使用量,进一步促进AMR。
沃什(Walsh)表示:“我们对待环境的方式——无论是环境退化还是气候变化——都与AMR直接相关。”
气候变化还可能放大塑料污染对AMR的影响。气温升高会加速塑料降解为微塑料,并促使有害化学物质更快析出,为生物膜形成提供更多附着表面,同时激活细菌的SOS应激反应,鼓励基因交换。
塑料在其全生命周期中均影响AMR
尽管目前关于微塑料与耐药性关联的研究多聚焦于环境中的塑料污染,但已有充分理由认为,塑料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都在促进AMR。
大多数塑料以化石燃料为原料,需经开采并通过管道输送至炼油厂。为防止管道内细菌生物膜堆积导致堵塞,这些管道中会使用生物杀灭剂——一类用于杀灭细菌等微生物的化学物质。然而,由于生物杀灭剂几乎无法100%杀灭所有细菌,其在工业系统中的普遍使用反而可能助长AMR的发展。塑料制造过程中使用的化学添加剂同样可能促进耐药性。目前仍需更多研究,以全面理解上述风险。
收集与运输塑料废弃物,无论是将其运往填埋场还是回收工厂,都可能将耐药菌带入新的环境。即便在回收环节,由于塑料废弃物在加工前通常需经过消毒剂处理,任何幸存的细菌都有可能因此产生耐药性,从而加剧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AMR)问题。
“塑料与AMR从根本上是相互关联的,”斯蒂文森(Stevenson)表示,“在塑料生命周期的每一个阶段,从生产到处置,都存在可能影响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因素。”
然而,塑料在对抗AMR的斗争中也可能成为一种有用的工具。“塑料的一个真正有益之处在于它能保持物品的无菌状态,”斯蒂文森说,这有助于减少医院和诊所中耐药菌的传播。“这就像一把双刃剑。”
前路未卜
科学家们现已揭示出微塑料与AMR之间令人深感担忧的深层联系,这种联系可能因气候变化等其他环境危机而进一步恶化。但许多问题仍悬而未决:
微塑料表面的生物膜如何随时间推移而改变和演化?数万个常规添加于各类塑料中的化学添加剂如何影响AMR?当环境中其他物质——从重金属到植物分泌物——与附着生物膜的微塑料发生相互作用时,会发生什么?以及我们消化系统中的微塑料如何影响微生物组中的药物耐药性?
在科学家致力于解答这些及其他众多关于微塑料与AMR问题的同时,公共卫生专家认识到,亟需采取行动以遏制耐药菌的扩散,并控制塑料废弃物涌入环境的洪流。
一个良好的起点或许是“减少进入污水处理厂的塑料和抗生素数量……即减少塑料使用并加强抗微生物药物的合理管理,”斯蒂文森说。“我们真的需要确保不要只针对其中一种污染物进行监管,而必须从整体视角加以审视。”
减缓AMR的蔓延,只是人类必须摆脱塑料制造与废弃物循环这一漫长理由清单中的又一项。然而,鉴于环境中已存在如此大量的塑料,或许为时已晚,收效甚微。
通过优化污水处理和持续开展AMR监测,限制这种危险的细菌、抗生素与微塑料混合物的结合机会,或许是保障全球公共卫生与安全的最佳希望。
最新研究表明,微塑料污染正在加速耐药菌的演化。图片由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提供,发布于Flickr平台(CC BY 2.0)。
克莱尔·阿舍(Claire Asher)是一位拥有生物学博士学位的自由科学作家及传播者。
一项研究揭示了具有突破前景的技术:可应指令自行解构的塑料。
Gross, N., Muhvich, J., Ching, C., Gomez, B., Horvath, E., Nahum, Y., & Zaman, M. H. (2025). Effects of microplastic concentration, composition, and size on Escherichia coli biofilm-associated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Applied and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 91 (4). doi: 10.1128/aem.02282-24
一项针对河流表面生物膜的系统性比较研究显示,微塑料相较于天然表面带来更高的抗微生物耐药风险。(n.d.)。doi: 10.1021/acs.est.5c00673.s001
Stevenson, E. M., Buckling, A., Cole, M., Hayes, A., Lindeque, P. K., & Murray, A. K. (2025). Sewers to seas: Exploring pathogens and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on microplastics from hospital wastewater to marine environments.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206, 109944. doi: 10.1016/j.envint.2025.109944
Nahum, Y., Gross, N., Muhvich, J., & Zaman, M. (2025). Microplastics as active modulators of escherichia coli Biofilm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doi: 10.2139/ssrn.5926963
编辑观点
微塑料与耐药性的关联揭示了再生塑料产业链中微生物安全的新维度。从业者需关注回收清洗工艺对生物膜去除的效果,并警惕轻质塑料如聚苯乙烯在环境中的迁移风险,避免再生料成为耐药菌传播媒介。
常见问题
微塑料怎么让细菌耐药性变强?
微塑料促进致密生物膜形成,并激活S.O.S.基因使水平基因转移速率提高200倍。波士顿大学研究发现,微塑料表面生物膜比玻璃表面更厚,且能筛选出更擅长形成生物膜的菌株。
哪种塑料最容易滋生耐药菌?
聚乙烯和聚苯乙烯泡沫风险最高。研究显示聚乙烯中AMR水平高于聚氯乙烯,聚苯乙烯因多孔结构提供更大表面积,且老化后表面粗糙度增加,更易附着细菌并析出有毒物质。
污水处理厂能去除微塑料吗?
无法完全清除。挪威NORCE团队分析发现,先进污水处理厂虽降低微塑料水平,但极细碎片难以过滤,处理水排入海洋可能催生新的AMR热点区域,尤其在卫生设施匮乏地区风险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