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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印尼垃圾发电战略威胁人权

责任编辑:Clara Zeng6 分钟阅读
印尼垃圾发电战略威胁人权

要点

  • 印尼第109/2025号总统条例计划在33个城市建设废物转能源发电厂。
  • 梭罗和泗水试点区域PM 2.5和PM 10浓度达WHO安全阈值的8倍。
  • 印尼最高法院曾裁定撤销第18/2016号总统条例,认定其侵犯环境权。
  • 反腐败委员会指出,WtE项目长期服务费给地方财政带来沉重负担。

普拉博沃·苏比安托总统的“废物转能源”计划旨在通过将垃圾填埋场废弃物转化为电力,解决印度尼西亚的塑料危机,但批评者警告称,该项目绕过了关键的环境保障措施。梭罗和泗水试点工厂的证据表明,这些焚烧炉不仅威胁公众健康,而且固化了塑料生产模式,未能触及污染的根本原因。

2024年总统大选获胜后不久,作为全球第三大塑料废弃物排放国的领导人,普拉博沃·苏比安托立即面临解决长期困扰印尼人日常生活的危机的要求。上任不到一年,他便提出了一套以清洁能源叙事和废物管理现代化为核心的解决方案。

第109/2025号总统条例载有普拉博沃的宏伟愿景,即在全国范围内建设废物转能源(WtE)发电厂,以应对印尼多个主要城市垃圾填埋场日益失衡的负担。政府表示,该项目体现了循环经济原则,将塑料污染这一“诅咒”转化为发电厂的燃料,从而获取经济收益。

然而,在一个易受人为气候变化影响且法治薄弱的国家,人们担心该计划会通过将生态和健康风险转移给未参与塑料污染的弱势社区,从而加剧既有的环境不公。这与塑料全生命周期各阶段(包括最终处置阶段)所构成的危险密不可分,其后果牺牲了人权的享有以及自然本身的利益。

与发电厂相关的漫长法律斗争

废物转能源发电厂并非新提议——它们曾是前总统佐科·维多多第一任期内启动的国家发展计划的一部分。第18/2016号总统条例将该试点项目——被归类为“国家战略项目”——推广至印尼七大主要城市。这一分类意味着该项目可以凌驾于现有法规之上,包括环境保护标准。

六家非营利组织和15名个人向最高法院提起司法审查诉讼,挑战维多多的这项条例,理由是该项目与更高层级的法律相抵触,并可能侵犯人权。这是印尼首例挑战废物转能源发电厂项目的诉讼。

一项法规条款甚至允许发电设施在许可申请及环境影响评估文件编制期间同步建设。环境法律界人士指出,这一做法有悖常理,凸显出该项目在设计阶段既未进行审慎考量,也缺乏科学共识支持。

2016年11月,法院支持了原告的诉求,裁定撤销该法规。法院进一步指出,该技术将加剧空气污染,进而损害印尼公民享有清洁健康环境的权利。最高法院认为,空气污染及健康风险是真实存在的,且有可能直接波及该法规所涉城市居民。

然而,在最高法院宣判两年后,时任总统佐科·维多多(Widodo)颁布了一项与已被法院撤销的法规内容高度相似的法规,且计划范围实际上扩大至12个城市。

民间社会组织批评了这项新政策,认为佐科无视司法裁决的行为属于违法。他们还指出,该举措与《巴黎协定》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的目标相悖,而印尼正是在佐科执政期间承诺加入该协定。

该项目的商业可行性也遭到质疑。根据独立国家机构反腐败委员会(Corruption Eradication Commission)的报告,国有电力公司及地方政府需与垃圾发电(WtE)项目开发商签订长期合同,支付超过20年的服务费。这种长期支付义务有可能在长周期内给企业财务及地方财政能力带来沉重负担。

该委员会还得出结论,鉴于项目目标城市大多位于爪哇岛和巴厘岛,而这两地目前电力供应均存在过剩,因此这些电厂所生产的电力并非必要。

从梭罗和泗水的经验中汲取教训

佐科政府未能从既往错误中吸取教训,而普拉博沃(Prabowo)总统的新计划比前任更为雄心勃勃,目标城市数量增至33个。

截至2025年,印度尼西亚已建成两座垃圾焚烧发电(WtE)设施,分别位于梭罗的Putri Cempo和泗水的Benowo。尽管《总统条例109/2025》目前要求在建工程开工前必须完成环境影响评估,但这未必能缓解外界对该项目环境风险的担忧。此前,佐科·维多多政府通过《综合法》(Omnibus Law)系统性地推行“经济优先于生态”的政策,导致现行环境保护标准被削弱。

与美国的情况类似,垃圾焚烧设施往往选址于弱势群体聚居区,例如低收入社区或少数族裔社区。梭罗和泗水的两座设施同样建在居住着弱势居民的郊区。参与2016年司法审查诉讼的六家非营利组织之一——WALHI(Wahana Lingkungan Hidup)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当焚烧残渣和气体排放未达安全标准即被排入环境时,当地居民首当其冲地承受负面健康影响。

在梭罗,紧邻电厂的社区已出现咳嗽、感冒、呼吸困难及皮肤瘙痒等呼吸道问题。由于电厂24小时不间断运行,持续产生的噪音和气味污染严重干扰了居民的日常生活与睡眠。邻近行政区——卡朗安雅尔县(Karanganyar)的村民也面临同样困境。当地非营利组织Yayasan Gita Pertiwi的调查显示,该地区的垃圾加工产生的焦油废物和渗滤液被认为正在污染汇入Solo河(Bengawan Solo)的支流,并导致河岸植被死亡。

Benowo周边社区同样遭受类似干扰。WALHI与全球垃圾焚烧替代方案联盟(Global Alliance for Incinerator Alternatives)在2024年11月至2025年1月期间开展的研究发现,该区域PM 2.5和PM 10的浓度是世界卫生组织(WHO)设定安全阈值的八倍。参与此次调查的志愿者还记录了设施周边——尤其是附近居民区、主干道、市场及学校——存在含微塑料的细颗粒物和粗颗粒物暴露证据。

尽管这两座发电厂被纳入政府应对塑料污染并生产清洁能源的举措,但居住在厂区周边的贫困社区却切实承受着废物处理活动带来的负面影响。若当局对社区中实际潜藏的健康与环境风险继续置之不理,居民未来必将付出更高的健康与环境代价;与此同时,从塑料生命周期早期阶段起便对塑料危机负有主要责任的石化行业及大型制造商,却未受到任何惩处。

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梭罗和泗水发生的情况,凸显出政府亟需依据优先保护环境和人权的原则采取行动,并寻求更具可持续性的塑料污染治理方案。

在推行焚烧方案的过程中,政府显然忽视了应对塑料污染最根本的环节之一:从源头进行预防与减量。

为达到最佳发电效率,焚烧炉需要大量高热值废物,尤其是塑料废物,并需与经过各类技术处理(如衍生燃料或其他方法)的其他类型废物(食品废物、木材、纸张,某些情况下还包括煤炭)混合使用。在这个脆弱的群岛国家各城市继续建设更多废物发电(WtE)电厂,意味着必须供应更多塑料作为燃料。此举只会刺激一次性塑料和多层小袋的进一步生产,而非激励企业探索其他解决方案并履行其回收义务。

允许将塑料废物作为燃料丢弃,等于摧毁了本可再利用或回收的材料,同时也对依赖该行业谋生的非正规从业者的生计造成负面影响。即便被焚烧,塑料废物也并未真正从我们视野中消失,而是转化为不可见的有毒化合物,侵犯我们呼吸清洁空气的权利。

印度尼西亚必须投资可持续的替代方案,通过零废弃城市导向,在塑料生命周期的早期阶段实施全面干预,而非采取将大部分资源投入废物管理的线性经济模式。若政府不考量对生态系统更友好且经济上可负担的替代方案,梭罗和泗水社区所遭受的痛苦将不可避免地蔓延至其他城市。

编辑观点

印尼大规模推广焚烧发电将加剧废塑料原料竞争,可能推高机械回收成本。从业者应关注源头减量政策及EPR法规落地,避免依赖焚烧渠道,强化分选与清洗技术以提升再生料纯度,确保在循环经济中占据主动。

常见问题

印尼垃圾发电计划为何被指威胁人权?

该计划将生态健康风险转移给未参与污染的弱势社区。梭罗和泗水试点显示,焚烧设施选址于低收入区,导致居民遭受空气污染、噪音及微塑料暴露,侵犯了其享有清洁环境的人权。

印尼第109/2025号条例覆盖多少城市?

该条例计划在全国33个城市建设废物转能源发电厂。此前佐科时期仅覆盖12城,新计划规模扩大,旨在解决主要城市垃圾填埋场负担,但被批评缺乏科学共识且加剧环境不公。

焚烧发电对再生塑料回收行业有何影响?

焚烧炉需大量高热值塑料作为燃料,这会刺激一次性塑料生产并消耗可回收材料。此举摧毁了本可再利用的rPET、rPE等原料,损害非正规回收者生计,并阻碍机械回收产业链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