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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脏活——欧洲破碎回收贸易背后的隐秘机制与人力代价

责任编辑:Clara Zeng17 分钟阅读
脏活——欧洲破碎回收贸易背后的隐秘机制与人力代价

要点

  • 2024年土耳其工作场所死亡1,987人,平均每天超5人。
  • 2024年土耳其每10万工人工作相关死亡率为11.2人。
  • 欧洲对土塑料废物出口量从2017年不足1亿公斤增至2024年4.25亿公斤。
  • 土耳其回收行业仅将约9%的塑料废物转化为新制品,多为降级形式。
  • 2017年土耳其启动“零废物计划”,提供税收减免和低息贷款激励。

随着欧洲向土耳其输送的非法废物数量不断攀升,活动人士与调查记者正逐步揭开该国国家支持的回收产业繁荣背后的真相:这一增长依赖于欺诈行为、账外分包,以及日益增高的外来劳工死亡人数。

死亡——或者更确切地说,死亡发生的方式——构成了阿斯丽·奥德曼(Aslı Odman)理解生命的核心。这位50岁的讲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米马尔·锡南美术学院城市与区域规划系任教,过去十五年来,她利用大量业余时间梳理当地媒体报道,并与自己的线人网络保持联系,追踪在工作场所事故中丧生的人员。

这份名单相当长。尽管土耳其是二十国集团(G20)成员,并且加入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但该国仍是全球工作场所死亡事故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根据奥德曼参与创立的伊斯坦布尔非政府组织“İSİG Meclisi”的数据,2024年共有1,987人在从事与工作相关的活动中死亡,平均每天超过5人。国际劳工组织(ILO)的统计同样令人触目惊心:2024年,土耳其每10万名工人中有11.2人死于工作相关事故,而英国这一数字仅为0.8。

很少有到访伊斯坦布尔的人能目睹这座城市阴暗的一面,但其迹象却无处不在:在历史悠久的佩拉(Pera)区喧闹的小巷里,那里遍布酒吧、餐厅和精品店,拾荒者正在垃圾桶中翻找塑料碎片;在城市各处服装工厂生产的折扣名牌商品,在多家奥特莱斯商场里销售;而在稍远一些的郊区,建筑起重机林立,正在建造光鲜亮丽的新住宅塔楼,向以国际受众为主的群体推销奢华生活方式。

Odman指出,这些行业造成的死亡人数虽然触目惊心,却仅仅是“冰山一角”。这些数字基于她及İSİG Meclisi其他志愿者在公开记录中查到的信息,或从其人脉网络中获取的情报。最严重的案例偶尔会登上土耳其媒体,例如2023年发生在土耳其黑海沿岸宗古尔达克(Zonguldak)的一起事件:无身份阿富汗劳工Vezir Mohammad Nourtani在非法煤矿中被雇主及五名同伙杀害。然而,绝大多数死亡未被统计,尤其是那些在土耳其没有亲属关系、甚至缺乏有效身份证明的无身份劳工。2022年底,我在调查土耳其回收行业的移民劳工剥削现象时,偶然发现了无身份阿富汗劳工Arifullah Fazli的死亡案例。Fazli在试图清除卡在工业压缩机中的塑料废料时丧生,至今无人对此负责。像Fazli这样的死亡悄无声息地消失在法律与官僚体系的迷宫中,遗体要么被安葬在全国各地散布的“无名者墓地”(Kimsesiz Mezarlığı),要么被悄悄送回其家乡交由家人处理。

过去二十五年间,在正义与发展党(AKP)的领导下,土耳其经济快速增长,严重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采矿、建筑、纺织、回收——这些行业均位列İSİG Meclisi工作场所死亡名单的前列。Odman表示,在这一格局中,回收行业尤为致命。正如她最初关注此类犯罪的拆船业一样,塑料回收属于劳动密集型活动,在危险的工作环境中处理高度有毒的废料,其中大部分为进口材料。这两个行业利润微薄,试图通过剥削无身份劳工和规避旨在保障人类及环境安全的法规来扩大利润空间。不过,与拆船业不同,塑料回收业近年来在土耳其获得了特殊待遇。

2017年,中国正准备退出全球塑料废物贸易之际,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AKP)启动了由土耳其第一夫人埃米内·埃尔多安(Emine Erdoğan)主导的“零废物计划”。该计划旨在使土耳其成为废物管理与回收领域的全球领导者,政府为此向相关行业提供了税收减免、低息贷款等多项激励措施。随着中国退出,包括欧洲在内的富裕国家纷纷寻找新的垃圾出口目的地。对土出口量随之激增,从2017年的不足1亿公斤飙升至2024年的4.25亿公斤。联合国、世界银行及联合国粮农组织均对该计划给予高度评价,土耳其第一夫人目前担任联合国零废物高级咨询委员会主席。据亲政府报纸《每日萨巴》(Daily Sabah)报道,该计划实施八年来,已将国内回收率从13%提升至36%,并为土耳其经济贡献了75亿欧元。

然而,在赞誉背后,是一些令人清醒的现实。旨在整顿土耳其回收行业的监管措施未能奏效。回收行业本身以低效和缺乏盈利能力著称。在其四十余年的历史中,该行业仅将约9%的塑料废物转化为新的塑料制品,且这些制品多为降级形式,限制了其可回收次数。与中国此前面临的困境类似,土耳其也未能有效管控非法塑料废物贸易,每年从欧洲接收数十万吨肮脏且往往不可回收的废物。为获取利润,该行业依赖无证移民,他们提供了大量廉价且可消耗的劳动力,用于分拣、破碎、掩埋和焚烧这些废物。奥德曼(Odman)的数据显示,自2018年起,随着对土塑料废物出口量的增加,土耳其回收行业中的移民死亡比例也随之上升,到2022年已翻倍有余。

每一例死亡都勾勒出两条交汇的故事线:一方是贫困绝望者,他们从东方穿越边境守卫、走私犯和罪犯的重重关卡抵达土耳其;另一方则是日益堆积如山的垃圾,这些西方过度消费生活方式的残余物,未经核算便通过港口、绕过监管,被不透明的中间商收购、重新分类并转售。

规则及其规避方式

在离开欧洲港口之前,每一件塑料废物都必须被归类为绿色或琥珀色两类之一。价值最高的是未受污染的单聚合物塑料(或特定聚合物混合物),即“绿单”废物;价值较低的是受污染或混合的废物,指含有有毒添加剂或受家庭及工业产品污染的塑料。所谓“混合”也可指未经分拣的废物,由于分拣产生的人工成本,其价值进一步降低。在欧洲监管框架下,上述所有废物均被归入“琥珀单”。

欧盟与经合组织(OECD)国家之间的“绿单”废物贸易,至少在现阶段,基本不受严格监管。而向非经合组织国家出口时,即便是“绿单”废物,也必须事先获得接收国的通知与许可。这一程序十分繁琐:出口方——多为废物管理与回收企业——须详细说明废物的运输路线、接收企业名称,并提供证明接收方具备以环境无害方式处理该废物能力的文件。目前,“琥珀单”废物被全面禁止出口至所有非经合组织国家;而向经合组织国家出口,则需经历与非经合组织国家进口清洁废物同样复杂且耗时的官僚程序。

为处理无利可图的塑料废物,回收企业会采取各种规避手段,例如将实际属于“琥珀单”的废物虚报为“绿单”,并向目的国企业支付费用,使其照单全收。

现行规则体系繁复,极易被规避。为摆脱无利可图的塑料废物,回收企业常将实际属于“琥珀单”的废物虚报为“绿单”,并向目的国企业支付费用,使其照单全收。此类操作在欧洲废物中屡见不鲜,尤其是来自英国和德国、经鹿特丹港转运的废物——鹿特丹是欧洲塑料废物贸易的物流枢纽。此外,清洁废物有时会被前置装载于集装箱内,以掩盖其后隐藏的混合或受污染废物。

蓬勃发展的非法贸易催生了一类新型中间商,他们往往只是受出口商雇佣、仅凭一台笔记本电脑便介入流程的个体。这些所谓的“废物经纪人”本应协助建立更一体化的管理方案,以处理包括塑料在内的商品化废弃物流,但事实上,他们已成为规避监管体系的关键一环。2023年,总部位于英国的独立环境监督机构“环境调查机构”(EIA)发布报告指出,荷兰中间商在促成英国塑料废物非法运往土耳其的过程中扮演了核心角色。一年后,荷兰政府负责监控废物出口的部门每年发布的《荷兰环境犯罪威胁评估》也得出了相同结论。该报告通过秘密调查揭示了这些经纪人的运作模式:他们通常以折扣价收购质量最低的废物。调查指出:“这些可疑的贸易商会将批次货物多次转售,有时经由其他贸易商或不同国家中转,使物流轨迹变得无法追踪。最终,这些废物被非法出口至亚洲和土耳其等地,而在那里并未得到妥善处置。”

不仅规则极易被规避,违规成本也微乎其微。一旦非法出口行为被查获,经纪人往往辩称自己仅是“协助者”,并将违规责任推给出口公司。此外,每发现一起非法运输案件,背后可能隐藏着成千上万起未被察觉的类似行为。整个废物贸易体系主要依赖出口商提供的文件,这些文件需说明废物的性质以及接收方处理废物的可靠性。验证这些文件真实性的唯一途径是对集装箱进行实物检查,但在英国和荷兰——这两个港口承担了欧洲绝大部分运往土耳其的塑料废物出口量——分别仅有5名和14名检查员。仅鹿特丹港每年处理的欧洲废物集装箱就超过100万个。“因此,你可以想象,我们也需要其他合作伙伴的协作,”荷兰检查员之一Enno Christan表示。

很难指责监管人员监管不力。他们用于检查废物的资源和工具极其有限,手段也颇为原始,例如“闻味检测”——检查人员打开集装箱,仅凭气味判断被标记为清洁的废物是否实际受到污染。即便是采用近红外(NIR)光谱技术的先进分选设备,其效力也有限:传感器只能检测其正下方的内容物,若不耗时费力地物理开箱并卸货,便难以确定整个集装箱内的具体成分。

在伊斯坦布尔拜拉姆帕夏区一家回收设施工作的化工工程师要求匿名,以保护其雇主声誉。他透露,自己经常收到来自Vanden的混合塑料废物。Vanden是英国向土耳其出口塑料废物的最大企业之一,去年该公司宣布将完全剥离其业务中的回收环节,把回收塑料供应链中最混乱、利润最低的环节转嫁给全球客户。他指着回收设施内一个大型聚丙烯袋中的塑料碎片说:“你看这些,材料、颜色,甚至硬度,几乎一模一样,非常相似。”只有打开废物袋并对塑料进行检测,他才能确认这确实是混合废物。按规程,一旦确认,该批货物应被标记并退回英国。但该工程师表示,每当发现此类问题,其公司都会与Vanden内部协商解决,就未来发货协商折扣。“退回英国或欧洲,”他说,“非常复杂。”

Vanden在土耳其和英国的办公室均未回应多次置评请求,记者也无法独立核实该化工工程师的说法。但根据记者与英国环境新闻机构ENDS Report合作完成的2025年调查,包括Roydon Resource Recovery和Monoworld在内的多家英国向土耳其出口塑料废物的主要企业,曾多次被查出违规。英国环境署(EIA)的法律与政策专家Amy Youngman表示,这些公司很少受到可能危及其运营的处罚。“因为它们被视为在提供一项基本服务,帮助政府实现向公众承诺的回收目标,”她说,“所以它们被认为‘大而不能倒’。”

荷兰负责监管废物出口的部门的一名研究人员近日在阿姆斯特丹一场废物犯罪专家研讨会上表示,各国政府不愿追究大型企业的责任,使得解决这一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她要求匿名,并指出,非法塑料废物贸易是“白领环境犯罪”,由成熟企业主导,这些企业依靠虚假文件、无良中间商以及监管缺失来追求更高利润。其受害者是全球最边缘化、最脆弱的群体,如阿里夫拉·法兹利(Arifullah Fazli)这样的年轻男子和男孩,他们被卷入塑料废物及其所产生利润的无尽循环之中。

“这样的死亡每天都在发生”

2025年7月1日,我通过WhatsApp收到阿西·奥德曼(Aslı Odman)发来的一段视频。视频记录了6月发生在安塔利亚(Antalya)政府支持的有组织工业区(Organized Industrial Zone)内一家大型回收设施的事件。一名看似青少年的工人在试图用脚将塑料废物推入工业粉碎机时跌入机器,急救人员将其从机器中移出时,他仍有生命体征,但双腿已缺失。该工人来自乌兹别克斯坦,该国是土耳其大量劳动力的来源地,其中许多人没有合法证件。与法兹利在伊斯坦布尔偏远工业区某家不知名工厂的死亡不同,这起事件发生在新工业化土耳其的象征性核心地带,引起了土耳其媒体的关注。

有组织工业区是政府支持的区域,关键产业在此可获得经济激励,以建立土耳其专业优势并吸引外资。安塔利亚工业区至少拥有七家回收设施。土耳其媒体报道未指明事件发生的具体设施,也没有任何报道深入探讨该乌兹别克斯坦工人的就业状态。

媒体报告中细节的缺失并不令人意外。回收行业享有特殊地位,加之埃米内·埃尔多安(Emine Erdoğan)与“零废弃项目”的关联,使得许多大型回收企业的背后都拥有强大的政治靠山。“大多数回收商——我当然指的是那些大型回收商——都与某个政党存在联系,”恰库罗瓦大学(Çukurova University)海洋生物学家、土耳其塑料污染领域顶尖专家之一塞达特·贡多克杜(Sedat Gündoğdu)对我说道。他提到,Adanus Plastic的老板曾是执政党在阿达纳(Adana)尤雷吉尔(Yureğir)区分支的前负责人,另一家企业的老板则是某政党的地方议会议员。他还指出,部分进口商与反对派也有深厚联系,例如SASA,这是一家最大的聚酯生产商,同时也进口用于饮料瓶和食品容器的通用聚酯塑料(PET)废料。“如今,该集团的首席执行官曾是反对派议员。”

鉴于该行业背后强大的政治力量,业内利益相关者对批评的容忍度极低。去年四月,当我就其行业内的死亡事件向伊斯坦布尔回收商协会主席尤克塞尔·伊尔马兹(Yuksel Yilmaz)提出质询时,他断然否认,其言辞近乎荒谬。“土耳其绝对没有非法活动——根本不存在这种事,”他声称,“目前,我们的行业在机械设备、组织管理以及对工人的重视程度上,实际上优于欧洲。职业健康与安全水平处于最高标准。”

像伊尔马兹这样的行业代表声称,土耳其已经解决了废料贸易中的非法活动以及回收行业中的牟利问题,这一难题即便是中国这样的新兴超级大国也未能理清。他们以土耳其移动危险废物追踪系统(MoTAT)为例,该系统利用集装箱上的GPS追踪器,监控进口废料从进入土耳其直至送达处理设施的全过程。伊尔马兹坚称,该系统确保废料被送往预定地点,无法被转移。

尽管有理由对上述说法提出质疑。假设危险(琥珀色清单)废物在抵达土耳其时已正确标识——这种情况往往并不存在——并且能够不间断地运抵指定进口商,那么一旦废物到达该设施,监管便宣告结束。Gündoğdu指出,进口公司通常会在文件上声称其具备处理整个回收流程的能力,包括清洗、分拣和破碎,但实际上,它们会将最耗人力的工作外包给其他设施,这些设施往往没有许可证,例如Fazli死亡的那家工厂。“废物从带有MoTAT标签的集装箱中卸下,装上另一辆卡车,”Gündoğdu解释道,“从那一刻起,它就不再被系统追踪。随后它可以被运往任何地方。我在土耳其公路上经常看到满载废物的卡车。”

2026年11月生效的新规则将使土耳其在欧洲废物管理战略中占据更加核心的地位。作为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土耳其将成为少数几个被允许从欧洲国家进口废物的非欧盟国家之一。这些法规还试图加强对欧洲塑料废物出口的监管。例如,即使是向欧盟以外的经合组织国家出口绿色清单废物,也需要事先获得接收国的通知和同意。土耳其回收商在接收进口废物之前,必须接受独立第三方的审计。但Gündoğdu告诉我,这一程序不太可能阻止违规行为。事实上,土耳其已通过针对进口商的政府许可制度实施了此类审计,但腐败——无论是贿赂还是与当地有影响力的政客的关系——使得获取许可证变得过于容易。

当回收可行时,它既肮脏又昂贵。要实现经济可行性,需要廉价且可抛弃的劳动力。多家土耳其回收商告诉我,如果不使用移民劳工,在这个行业里根本无利可图。

大多数专家一致认为,问题在于新法规并未解决根本性问题:当回收可行时,它既肮脏又昂贵。要实现经济可行性,需要廉价且可抛弃的劳动力。多家土耳其回收商告诉我,如果不使用移民劳工,在这个行业里根本无利可图。每当我走进一家回收设施,看到移民工人在那里工作时,我都被告知所有人都在这样做,从Cebeci的小型无证经营者,到Gebze、Adana和Antalya等工业城市的主要参与者,无一例外。

与此同时,塑料废弃物数量正迅速攀升。由于缺乏大规模削减原生塑料生产及其在社会中使用的法律,出口更多废物的压力只会不断加剧,导致在土耳其发生更多虐待事件和更多工人死亡。此类死亡事件已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当我告诉阿富汗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的一名塔利班官员我正在调查这些案件时,他感到十分惊讶。“这些死亡每天都在发生,”他说,“这根本算不上新闻。”

“土耳其最易被剥削的工人”

对阿斯利·奥德曼(Aslı Odman)而言,每一例死亡都揭示了某种深层含义。她指出,土耳其经济崛起的拼贴式叙事,实则是由无数悲剧故事仓促缝合而成的阴森被褥,在追求增长的过程中,对卷入其中的生命几乎毫无顾及。她表示,无证工人已成为土耳其不可或缺的资源。

“无论是小型还是大型雇主,他们都能承受得起让一名无证移民工人死亡的成本,”她说,“我们称之为‘血钱’。如果死者家属身在土耳其,他们就会拿到这笔钱,从而不再追究刑事案件。他们不再追诉,拿到钱便了事。雇主完全可以计算出,在作业过程中可以让多少工人死亡,同时仍能维持盈利。”

阿利夫拉·法兹利(Arifullah Fazli)的家人是否拿到过“血钱”,目前尚存疑。由于其阿富汗村庄地处偏远,我多次尝试联系均未能成功。伊斯坦布尔的律师告诉我,在他去世三年后,调查进展甚微,主要原因在于土耳其境内没有家属推动案件继续。据同事描述,法兹利性格安静温和,从不说人坏话。他的目标是抵达欧洲,赚取一些钱,帮助家人在塔利班接管阿富汗后,应对该国经济崩溃带来的毁灭性冲击。

由于地理位置因素,土耳其注定将成为像法兹利这样的人的过境国,他们正逃离战争、环境灾难和经济崩溃。而庞大的难民群体——截至2025年11月,官方登记人数达270万——显然为廉价劳动力提供了来源。

土耳其的地理位置使其注定成为法兹利等寻求逃离战争、环境灾难及经济崩溃者的过境国。截至2025年11月,土耳其官方登记的难民人数达270万,这一庞大的难民群体显然构成了廉价劳动力的来源,而非官方统计的数字据信更高。由于土耳其在1951年《难民公约》下的特殊地位,大多数难民被归类为“有条件”难民,其待遇受国际规范约束较少,更多取决于国内局势,且往往带有政治色彩。许多非法移民选择不登记为难民,因为根据土耳其法律,该程序繁琐且耗时,常迫使已受创伤者迁居土耳其内陆偏远城市。这种处境使他们缺乏明确的重新安置途径和就业权利,也无法获得在财务和心理上提供支持的社交网络。

这些无证件移民是土耳其最危险行业中最脆弱且需求最大的人群,回收业便是其中之一。“与叙利亚人相比,阿富汗人对雇主更有利,因为他们更贫困,”奥德曼告诉我,“因此,他们是土耳其最易被剥削的劳工。”

记者、前工党主席埃尔丘门·阿克登兹向我描述了土耳其移民的价值层级。由于2016年土耳其-欧盟移民协议,叙利亚人有权获得一定程度的政府支持。他表示,伊朗人通常是受过更好教育的政治难民,从事教师、医生及技术人员等白领工作。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在仓储行业有需求。乌兹别克人和土库曼人凭借语言优势,在娱乐、旅游及餐饮行业工作。“当我们审视阿富汗人时,”阿克登兹说,“主要发现他们从事畜牧业、农业、纺织业和建筑业。在废纸、塑料及回收领域,据我观察,巴基斯坦人是最常见的劳工,其次是阿富汗人,再之后是叙利亚人及其他群体。”

局势正在发生变化。2022年,当我开始调研土耳其回收行业时,正值正义与发展党(AKP)为平息民众对境内难民和移民数量激增的不满情绪,对阿富汗人发起大规模驱逐行动。许多阿富汗工人转入地下,长期栖身于工作的工厂内,时刻笼罩在被捕的恐惧之中。2025年春,当我重返伊斯坦布尔时,该市的回收区已几乎不见阿富汗人的身影,取而代之的是叙利亚人以及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年轻男子和男孩。巴基斯坦人仍留在那里,在艰难中挣扎,拼命寻找逃往欧洲的出路。

奥德曼(Odman)认为,土耳其对这类极易被剥削劳动力的依赖在短期内不会结束。尽管驱逐行动不断,廉价且无合法身份的劳动力依然是众多工业部门的支柱。随着欧洲持续加固边境,许多人将被困在土耳其,任由剥削性雇主摆布,死亡事故也将持续发生。奥德曼表示,她和伊斯坦布尔安全与健康委员会(İSİG Meclisi)的同事们已做好准备,用余生去记录这些逝者的身份。对她而言,这是必要的工作。

“我们做这件事,首先是为了宣告:你们存在,”她对我说,“你们以死亡的方式存在。我们保留着他们的姓名、年龄、国籍,有时还有他们死亡的具体时刻和死亡时的环境状况。这是对他们逝后的一种致敬。但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捍卫生命。”

编辑观点

该资讯暴露了全球塑料废物贸易中监管失效与劳工剥削的深层矛盾,对依赖进口废料的回收企业构成合规与声誉风险。从业者应关注出口国分类真实性及劳工权益,避免卷入非法贸易链条,确保供应链符合EPR及环境无害化要求。

常见问题

土耳其回收业为何死亡率高?

因依赖无身份劳工处理有毒废料且规避安全法规。2024年土耳其每10万工人死亡11.2人,远高于英国的0.8人,主要源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廉价劳动力的剥削。

欧洲对土塑料出口量变化如何?

出口量从2017年不足1亿公斤飙升至2024年的4.25亿公斤。这一增长伴随非法贸易增加,许多废物被虚报分类以绕过监管,导致接收国处理压力剧增。

如何规避废物出口监管?

通过将“琥珀单”废物虚报为“绿单”并支付费用给目的国企业。此外,利用清洁废物前置装载掩盖混合废物,以及通过不透明中间商操作,是常见的规避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