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加拉国】孟加拉国能否使其塑料废物政策奏效?

要点
- 孟加拉国城市地区每日固体废弃物估计达38,000吨,预计2040年突破118,000吨。
- S.R.O. No. 293-Law/2026号公报于2026年8月13日发布,自发布之日起立即生效。
- EPR指令要求前两年实现15%回收率,第三年起提升至30%回收率及15%再生利用率。
- 塑料约占孟加拉国城市固体废弃物的10%,但造成的环境危害远超其占比。
随着孟加拉国塑料消费量持续攀升,关于废弃物管理改革的问题已不再是“是否需要”,而是该国是否已做好充分准备,以有效设计这一改革体系。目前,仅城市地区每日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估计就达38,000吨,预计到2040年这一数字将突破118,000吨。塑料约占此类废弃物的10%,但其造成的危害却远超其占比:不可降解塑料堵塞城市排水系统,污染河流与运河,加剧洪涝风险,并对生态系统及公众健康构成长期威胁。
2026年8月13日,孟加拉国环境、森林与气候变化部依据1995年《环境保护法》第13条,将《塑料废弃物管理生产者责任延伸(EPR)指令》以S.R.O. No. 293-Law/2026号公报形式正式发布,该指令自发布之日起立即生效。
这并非又一份普通环境法规的例行发布,而是孟加拉国塑料废弃物管理思路的根本性转变。塑料使用后的管理责任,不再主要依赖地方政府、废弃物管理机构或非正规回收者承担。如今,生产者、进口商及品牌所有者被正式纳入监管框架,须履行注册、报告、回收及再加工等法定义务。
长期以来,塑料的收集、泄漏及环境损害成本,大多游离于将塑料投放市场的企业资产负债表之外。EPR机制有望改变这一现状。
多年来,孟加拉国的塑料经济一直运行于碎片化的价值链之中:塑料被生产、进口、消费并丢弃,而收集、泄漏及环境损害的成本,始终未由市场投放方承担。EPR机制具备扭转这一局面的潜力。
然而,EPR指令的发布仅是起点。真正的考验在于,孟加拉国能否将法律义务转化为一个运转良好的市场,涵盖收集、回收及负责任的产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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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R的基本逻辑清晰明确:将产品及包装投放市场的主体,应承担其使用后管理责任的相应份额及成本。这一机制体现了“污染者付费”原则,同时激励企业减少废弃物产生、提升可回收性,并提高回收材料的价值。
该指令为这一体系奠定了制度基础,明确了相关责任主体,界定了塑料分类标准,确立了注册与报告制度,设定了回收与再生利用目标,并建立了由生产者责任组织(PRO)参与的EPR项目费用机制。
初期目标要求在前两年实现15%的回收率和7.5%的再生利用率,自第三年起提升至30%的回收率和15%的再生利用率。这些目标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们为生产者责任提供了可量化的考核基准。然而,仅靠目标本身无法形成实际的回收处理能力。一个运转有效的EPR系统,必须依托充足的资金保障、完善的基础设施、高效的回收网络、可靠的数据体系、再生材料的市场需求以及有力的执法机制。
因此,新体系面临的核心问题在于:生产者究竟需要支付多少费用,才能真正履行其EPR义务?
指令规定,EPR项目费用应基于再生利用率、处理量及标准成本进行核算。然而,由于缺乏明确界定的最低费用标准,外界对由此产生的资金是否足以支撑实质性的回收与再生利用工作,仍存疑虑。
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即便合规率看似较高,EPR体系仍可能失效。若生产者仅通过低成本安排履行义务,却未能对回收、分拣及再生利用环节提供充分资金保障,整个体系便可能沦为“纸上合规”,无法带来实质性的环境效益。
因此,孟加拉国不应再局限于追问“是否存在EPR费用”,而应进一步审视“该费用在经济上是否充足”。
一个可信的费用体系,应当真实反映回收、运输、分拣、加工及环境友好型再生利用的全链条成本,同时体现不同材料之间的差异。一吨易于市场流通的PET(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塑料,在经济价值上绝不等同于同等重量的多层包装、软质塑料或发泡聚苯乙烯(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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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远看,EPR费用应逐步强化生态调节机制,使难以回收或环境风险较高的包装承担更高成本。EPR融资的目标,不应仅仅停留在向生产者收费,而应致力于构建一个真正运转的循环经济体系。
收集与回收目标同样遵循这一原则。已公布的法定目标只是必要的起点,但不同塑料类别在可回收性和环境影响方面存在显著差异。部分硬质塑料已形成成熟的回收市场,而多层包装、某些软质塑料及发泡聚苯乙烯(EPS)的回收难度和成本则高得多。
若所有类别均面临大致统一的目标,合规努力可能集中于市场价值最高的材料。如此一来,体系虽在数字上达标,却会将环境风险较高的塑料排除在有效回收体系之外。
因此,下一阶段应转向针对特定聚合物和产品的差异化目标,并辅以分级收费机制。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高密度聚乙烯(HDPE)、软质塑料、多层包装及EPS不应受到完全相同的监管对待。材料回收难度越大、环境风险越高,推动其重新设计、减量、回收或替代的激励力度就应越强。
法定化进程还凸显了供应链内部的责任划分问题。单一塑料产品可能涉及制造商、进口商、品牌方及其他主体。若多方均可能符合“责任主体”资格,体系需建立明确的责任层级,以确定谁承担首要的延伸生产者责任(EPR)。
缺乏这种清晰度,同一产品可能产生重叠义务,企业将在注册与报告方面面临不确定性。这不仅是法律起草问题,更是执法问题。环境部必须能够一致地回答一个基本问题:谁对投放至孟加拉国市场的该单位塑料负责?
建立清晰的“生产者—进口商—品牌方”责任层级,并辅以实操性实施指南,将降低不确定性并防止重复计算。回收商也需被恰当定位:他们是EPR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参与者,但其角色与将塑料投放市场的主体存在本质区别,应主要被视为服务提供者和回收合作伙伴。
或许最大的实施难题在于操作层面。孟加拉国已存在一个运转中但主要非正式的塑料回收经济体系。拾荒者、流动回收商(feriwalas)、流动收集者、废品店、聚合商及小型回收企业,正在回收那些本可能进入城市垃圾流或环境的材料。
若生产者责任延伸(EPR)体系忽视现有非正规回收网络,无异于在既有体系之上重复建设一套新的收集系统。更优的路径在于整合:生产者责任延伸组织(PRO)应通过注册、培训、职业安全措施、防护装备、透明支付机制及集散安排,与现有非正规部门网络开展合作。
EPR不应仅被视为一项环境政策,它同样是促进就业与企业发展的政策。将收集与回收环节正规化,可为微型、小型及中型企业在收集、分拣、运输、材料回收、再生加工及再生制品制造等领域创造机遇。若设计得当,EPR有助于将废弃物从环境负担转化为经济资源。
对出口导向型企业的处理亦需审慎考量。孟加拉国出口产业处于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中,避免对从未进入国内消费循环的产品施加不必要的监管成本,这一诉求合情合理。然而,豁免机制应基于实际投放国内市场的塑料数量,而非企业的出口导向属性。
强化文件核验可起到辅助作用。出口数量应与海关及商业记录进行核对,而进入国内市场的塑料产品仍须纳入EPR体系。更广泛而言,豁免应建立在可追溯的交易记录之上,而非宽泛的行业类别。
执法力度最终将决定该体系的公信力。相关指令赋予环境部广泛的监督、检查与执法职责,但有效的EPR实施远不止于注册证书与年度报告,更需可信的数据支撑。
生产者向市场投放了多少塑料?实际收集了多少?收集地点在哪里?由谁负责收集?多少材料进入了回收设施?实际再生了多少?
这些问题需要一套可靠的数字化报告与核验系统。随着体系逐步成熟,还应引入第三方核验机制。报告的收集量不应自动等同于再生量,转移至中间商的物料若无实际回收证据,亦不得计入最终再生量。收集、回收与真正再生之间的界限,将是EPR公信力的基石。
将大、中、小型企业分阶段纳入生产者责任延伸(EPR)体系,在行政管理层面具有合理性。孟加拉国不应在实施之初,对大型跨国品牌与小型本土企业施加同等强度的合规负担。然而,仅以企业规模作为衡量环境责任的指标,未必是最优选择。一家小型企业可能向市场投放大量塑料包装,而一家规模相对较大的企业,其塑料足迹反而可能更小。
因此,EPR体系应逐步将投放至国内市场的塑料数量与类型,与企业规模一并纳入考量。对小型企业,应配套更轻量的合规机制:数字化注册、简化申报、联合合规安排以及标准化费率表,均有助于降低行政成本。否则,过高的合规成本可能无意中助长非正规经济。
若再生材料缺乏市场,收集与回收体系便无法实现可持续扩张。这正是绿色采购发挥关键作用的环节。政府是该国最大的商品与服务采购方之一,公共采购可为再生塑料产品创造需求。
在技术标准与供应能力允许的前提下,孟加拉国可逐步对部分产品引入再生含量要求。政府机构与国有企业可率先采购再生塑料家具、建材、包装及其他适宜产品。EPR不应止步于垃圾桶,而应打通从收集到回收、从回收到制造、从制造到市场的完整链条。
可靠的基线数据同样不可或缺。孟加拉国需要更完善的信息,涵盖国内塑料投放总量、投放主体、形态、所属行业,以及收集率、回收产能、区域废弃物流向和不同塑料品类的经济性。
缺乏可信基线,目标设定将难以校准,费用设定亦缺乏依据。因此,建立一套将市场投放数据与收集、回收数据相衔接的全国塑料物料核算框架,有望成为EPR最具长期价值的成果之一。
EPR带来的最大机遇,在于其能够重塑塑料废弃物的经济逻辑。当前,塑料污染的大部分成本被外部化:生产者与消费者从塑料产品中获益,而市政部门、社区与环境却承担了下游成本。
延伸生产者责任(EPR)制度通过将责任赋予将塑料投放市场的主体,开始纠正这一市场失灵。设计完善的体系能够激励生产者减少不必要的包装、优化包装设计、采用可回收材料、提高再生料使用比例并探索再利用模式。与此同时,该制度还能催生对收集服务、回收技术及二次原材料的需求。
这正是EPR与孟加拉国更广泛的工业及循环经济议程产生直接关联之处。该国不应仅仅追求提高塑料废物的回收率,而应致力于构建具有竞争力的塑料循环经济体系,使收集、材料回收、再生及再生制品制造成为可持续盈利的商业活动。
因此,孟加拉国应将已正式颁布的EPR指令视为重要的制度里程碑。然而,其成效不应以注册的生产者数量、提交的表格数量或征收的费用金额来衡量。真正的考验在于:是否有更少的塑料泄漏至河流和排水系统,是否有更多的材料得到真正回收,回收商是否获得稳定的市场需求,非正规部门从业者是否获得更安全的生计保障,生产者是否重新设计其包装,以及消费者是否拥有切实可行的参与机制。
从政策草案到正式法规的转变,已经改变了核心议题。孟加拉国不再需要决定EPR制度是否应当存在,而是需要决定要构建何种类型的EPR体系。
如果实施工作仅聚焦于合规性,孟加拉国可能会陷入又一个监管报告系统的困境。反之,若能将生产者责任与合理的经济激励、非正规部门整合、可信数据、回收市场、绿色采购及更优的产品设计相结合,EPR便可成为更具深远意义的工具,用于重构该国的塑料经济结构。
官方公报提供了法律基础,接下来的任务是建立使该基础有效运转所需的市场、机构及激励机制。
编辑观点
孟加拉国EPR指令的生效将重塑塑料价值链的成本结构,迫使企业将环境外部性内部化。从业者需关注差异化收费机制及非正规回收网络的整合路径,以应对合规成本上升并挖掘再生材料市场机遇。
常见问题
孟加拉国EPR指令对生产者有哪些具体义务?
生产者、进口商及品牌方须履行注册、报告、回收及再加工等法定义务。依据S.R.O. No. 293-Law/2026号公报,这些主体被正式纳入监管框架,需承担产品使用后管理的相应份额及成本。
孟加拉国EPR指令设定的初期回收率目标是多少?
初期目标要求在前两年实现15%的回收率和7.5%的再生利用率。自第三年起,目标提升至30%的回收率和15%的再生利用率,为生产者责任提供可量化的考核基准。
EPR体系如何整合孟加拉国现有的非正规回收网络?
PRO应通过注册、培训、职业安全措施及透明支付机制,与拾荒者、流动回收商等非正规部门合作。避免重复建设收集系统,将废弃物从环境负担转化为经济资源,促进微型及小型企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