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石油依赖 扩大生物基与再生塑料势在必行

要点
- OECD预测2060年全球塑料使用量将从2019年的4.6亿吨增至12.3亿吨。
- 2025年欧洲生物塑料市场规模为67万吨,预计2030年达154万吨,CAGR为17.96%。
- 全球可降解材料市场预计从2024年的139万吨增长至2029年的378万吨。
- 国内塑料回收率偏低,焚烧占比偏高,且缺乏PIR法律界定。
- 环境部与仁川大学合作推进“可降解塑料整合生物气化实证项目”。
应对气候变化与强化资源循环的战略要求,塑料产业必须从传统的石油基模式向生物基材料与再生塑料转型。这一转变被视为顺应全球温室气体减排趋势、巩固国内产业竞争力的核心举措。
传统石油基塑料虽长期为人类文明提供了便利,但其废弃与回收难题已引发严重的环境危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最新报告指出,若维持当前发展轨迹,全球塑料使用量将从2019年的4.6亿吨攀升至2060年的约12.3亿吨,增幅接近三倍。因此,仅靠末端回收已难以为继,系统性的产业转型迫在眉睫。
在回收环节,能源回收型再生方式仍面临碳排放争议,且国内塑料回收率偏低、焚烧占比偏高。尽管全球生物塑料市场增长迅猛,但国内企业在技术积累、运营经验及市场规模上均处于落后地位,加之政策缺位导致投资意愿持续萎缩。
市场研究机构Mordor Intelligence的欧洲生物塑料市场分析显示,2025年欧洲生物塑料市场规模为67万吨,预计2025年至2030年间将以17.96%的年复合增长率(CAGR)扩张,至2030年达到154万吨。欧盟正加强对化石基聚合物的监管,迫使制造商将生物基替代品视为强制性升级而非可选项,这一趋势在食品、零售、汽车及消费品领域尤为显著。
全球可降解材料市场同样呈现扩张态势,预计将从2024年的139万吨增长至2029年的378万吨,增幅达2.7倍。其中,中国凭借国家层面的强力消费激励政策,正迅速扩大内需市场,成为行业领跑者。仅吸管领域年消费量即达3万至4万吨,邮政胶带领域亦消耗数万吨,且中国厂商正以更具竞争力的价格抢占市场。
相比之下,国内可降解材料生态体系依然脆弱。调研发现,部分小型企业仅从事进口可降解树脂的简单混合与加工,缺乏核心生产能力。业内人士指出,尽管曾有企业尝试自主生产可降解树脂,但受中国产能过剩引发的价格战冲击,经营状况恶化,导致对海外原料的依赖度进一步加深。
石化行业长期低迷迫使企业寻求新出路,但市场环境依然严峻。国内生物塑料的温室气体减排效益尚未被明确认定为“循环经济内的储存效益”,这成为产业发展的主要障碍。产业界反映,尽管相关技术已具备,但基础设施与制度配套滞后,导致实际应用困难重重。尽管如此,鉴于其环境价值与发展潜力,该领域仍被视为未来值得重点关注的方向。
业内人士表示,大型企业在投入巨资进入可降解塑料市场后,成效并不理想。制约其发展的并非技术短板,而是狭小的内需市场与滞后的监管改革。
在应对日益严峻的塑料废弃物问题时,以纸张及生物塑料替代传统塑料的“替代(Replace)”策略日益受到重视。然而,现行政策仍由环境部主导,过度侧重回收环节,替代策略在国家路线图中的权重不足。业内人士批评称,环境部将可降解材料归类为“回收困难等级”,削弱了使用激励;在分解设施、基础设施及分类回收体系尚未完善的情况下,单方面提高标准,加剧了行业困境。
为此,专家建议,应设立造纸及生物基新材料专项研发预算并提供激励措施,优先通过税收减免与金融支持,助力中小企业向环保材料转型。同时,需简化分类标识制度,确保消费者能清晰区分材料属性;加快分解设施建设,制定可降解材料的可持续材料综合指南,以最大限度减少行业混乱。
在国际层面,自2024年起,依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温室气体减排绩效报告已强制实施。然而,目前缺乏明确标准以量化生物基及再生塑料对减排目标的贡献,导致产业界在应对国际合规要求时面临更大不确定性。
为落实国家温室气体减排目标(NDC),工业界需量化并提交自愿减排绩效,但目前缺乏支撑这一要求的统一国际及国内标准。此外,环境部、产业通商资源部、企划财政部等政府部门之间的解释分歧,进一步加剧了制度层面的混乱。欧盟正通过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同步推进本国产业保护与碳中和战略,韩国业界也日益呼吁,应明确将生物基及再生塑料界定为碳减排材料,并尽快制定内需市场培育战略。
为解决上述问题,亟需建立与国家层面“塑料减排贡献核算体系”相衔接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标准,同时需并行推进与工业界共同开发核算模型及制度落地等工作。生物塑料在气候应对中扮演关键角色。对此,绿色塑料联盟(Green Plastic Alliance)会长黄正俊强调:“若生物塑料能替代现有石油基塑料,可在资源循环闭环内长期储存二氧化碳,从而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发挥核心作用。”具体而言,首要路径是基于生命周期评估(LCA)的技术改进;其次,在资源循环闭环内,生物材料可将吸收的碳以产品形式长期储存,或通过反复回收实现大气中碳的“永久封存”,从而产生温室气体固定效应。
凯美科先进材料(Chemico Advanced Materials)常务副总经理崔昌休指出:“在塑料废弃物中,PET瓶正逐步转向无色、无标签产品以提升回收效率,但被归类为‘其他’的复合塑料仍面临处理瓶颈。此外,一次性牙刷、剃须刀等难以回收的产品,亟需转向可降解塑料。然而,当前可降解材料多如PLA般依赖粮食资源,引发新的争议,且与通用塑料相比缺乏价格竞争力。因此,开发新技术与新材料的时机已经成熟。”
基于上述特性,业界正对可降解生物塑料展开多维度分析。生物塑料具有快速降解特性,经预处理后可与现有有机废弃物一同进入整合生物气化流程,转化为能源资源。然而,韩国尚未建立已使用可降解塑料的收集与分类体系,相关法规亦属空白。对此,环境部及相关机构正与仁川大学合作,推进“可降解塑料整合生物气化实证项目”,以验证其在实际环境中的降解性能及在整合生物气化设施中的可处理性,项目结果备受瞩目。
在工业领域,工厂内部回收塑料(PIR,Post-Industrial Recycled)的法律地位模糊,已成为阻碍回收产业活跃化的障碍。现行《废弃物管理法》与《资源循环基本法》均未明确界定PIR属于“废弃物”还是“原料”。部分地方政府甚至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可回收材料归类为“事业场废弃物”,要求履行繁琐的行政程序。业界因此强调,此类监管不仅降低回收效率,更削弱了温室气体减排效果,亟需完善相关法规。
事实上,某PET板材生产企业(A公司)已成功将生产过程中的切割副产物转化为原料,而非直接废弃,从而基本实现废塑料“零排放”。但由于自产废料量远低于设备产能,运营效率偏低。同行业小型企业希望开展协作回收,但现行法规规定,未经废弃物处理业许可,不得接收外部塑料。
A公司表示:“无法承受转为废弃物处理业所带来的监管负担,希望在专注主业的同时为资源循环作出贡献。”然而,现行制度从根本上阻断了工厂间通过协作实现资源高值化回收的路径,令业界深感遗憾。
专家强调:“仅通过简单的法规完善,即可同时提升韩国制造业的回收效率与温室气体减排效果。”他们再次呼吁推进制度优化。
塑料的全面淘汰并不可行……需在替代材料与回收之间寻求平衡。解决塑料问题不能仅靠“消除”思路,而需构建替代材料、回收体系与企业创新三者均衡发展的长期循环经济框架。
庆熙大学新素材工学系教授黄成延指出:“塑料消失后,其他材料将取而代之,不能忽视廉价材料长期支撑社会经济活动的事实。”他补充道:“回收、可降解塑料、纸张等各自承担不同功能,唯有协调利用,政策才能走向正确方向。”
该观点指出,尽管塑料回收率目前仍徘徊在7%左右,但单纯推行一次性塑料减量政策效果有限。若从长远视角审视,只要塑料总产量未出现结构性下降,仅靠减量措施难以根本解决问题。鉴于化工产业仍是韩国经济的重要支柱,无差别的减量要求可能引发产业萎缩及供应链波动,这一风险不容忽视。
此外,发言者还提及了包装废弃物分类回收的实操难题、公众对生物降解塑料的认知误区,以及纺织品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微塑料污染等多元议题。其建议道:“应客观评估各类材料的优劣,建立务实标准:在确有必要的应用领域予以保留,同时切实削减非必要的使用场景。”
综合来看,若要推动生物降解塑料产业健康发展,首要任务是协调产业通商资源部与环境部之间的政策分歧,避免两部门政策导向相互掣肘。政府应优先明确政策方向,包括制定产业应对路线图、发布行政立法预告等,为行业预留充足的调整与准备空间。
编辑观点
产业链需警惕CBAM带来的合规不确定性,并推动建立与国家“塑料减排贡献核算体系”相衔接的UNFCCC标准。重点应放在解决PIR法规模糊问题,打通工厂间协作回收路径,同时加快可降解材料分类标识与分解设施建设,以平衡替代与回收的长期循环经济框架。
常见问题
2060年全球塑料使用量预计达到多少?
预计攀升至约12.3亿吨。OECD报告指出,若维持当前轨迹,全球塑料使用量将从2019年的4.6亿吨增长近三倍,仅靠末端回收已难以为继,系统性产业转型迫在眉睫。
欧盟对生物塑料市场有何监管趋势?
欧盟正加强对化石基聚合物的监管,迫使制造商将生物基替代品视为强制性升级。Mordor Intelligence数据显示,2025年欧洲生物塑料市场规模为67万吨,预计2030年达154万吨,年复合增长率17.96%。
工厂内部回收塑料PIR面临什么法规障碍?
PIR法律地位模糊,阻碍回收产业活跃化。现行《废弃物管理法》与《资源循环基本法》未明确界定PIR属性,部分地方政府将其归类为“事业场废弃物”,导致企业无法开展协作回收,削弱了温室气体减排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