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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国际协定的现状与未来

责任编辑:Marcus Lin19 分钟阅读
塑料国际协定的现状与未来

要点

  • 欧盟PPWR法规要求2030年前包装再生塑料(PCR)占比提升至65%。
  • 德国《包装法》强制再生原料使用比例达63%,回收率超98%。
  • 美国加州SB 54法案要求2032年前一次性塑料减少25%。
  • 全球平均塑料回收率仅为9%,OECD预测2060年产量将增至3倍。
  • 欧盟实施每吨800欧元的塑料税,并强化对“漂绿”行为的约束。

石油化学与包装产业正面临一场颠覆性变革,其前景与应对策略亟待审视。2022年在肯尼亚内罗毕悄然启动的谈判进程,如今已演变为席卷整个石化与包装行业的巨大浪潮。联合国塑料公约旨在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单一国际文书,规范塑料从设计、生产、流通、使用到废弃的全生命周期。这并非单纯的环境条约,而是重塑全球塑料与包装市场规则的游戏改变者,涉及数十万亿美元规模的市场。

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在最终达成合意前的剩余时间里,需深入分析议题结构、主要国家应对现状、领先企业战略,以及本国企业应立即采取的行动方案。

从内罗毕到日内瓦

联合国塑料公约是与《巴黎协定》相媲美的当代最具雄心的环境管理体系项目。其核心目标在于以国际法层级的约束性文件,统一规范塑料全生命周期。回顾2022年启动以来的四年谈判历程,清晰可见该公约处于复杂地缘政治与经济利益交汇点之上。

2022年3月,在联合国环境大会第五次会议第二次非正式会议(UNEA-5.2)上,175个国家通过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国际社会正式承认塑料污染是与气候变化同等严重的全球危机,并设定了2024年前完成具有法律约束力公约的时间表。

然而,谈判伊始,各方立场便出现明显分化。欧盟、加拿大、小岛屿国家联盟(AOSIS)等组成的“高雄心联盟”(HAC)要求将限制塑料生产总量的“上游(生产端)监管”作为核心内容。相反,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朗等主要产油国试图从根本上阻断这一议题;中国、印度等制造强国则试图将框架限定在“下游(废弃与回收)监管”,如回收与废物管理等领域。

2024年11月,在韩国釜山举行的政府间谈判第五次非正式会议(INC-5.1)汇聚了全球3300余名谈判代表,是史上规模最大的会议。尽管会议目标是达成最终合意,但因各方在减产条款上无法弥合分歧,即便有100多个国家发表要求生产监管的声明,谈判仍以破裂告终。

随后,2025年8月在日内瓦举行的INC-5.2会议中,主席提出的新草案未获支持,会议再次无果而终。不过,在INC-5.2会议上,约120个国家就逐步淘汰有害化学物质及监管问题塑料产品等核心条款达成临时共识,为谈判疏通了部分堵点。在前任主席辞职后,2026年2月,在INC-5.3会议上,智利代表胡利奥·科尔多瓦(Julio Córdano)当选为新任主席。目前,公约正处于“最后关口”。

是减产还是扩大回收?

公约的核心争议表面看是“如何减少塑料污染”,实质则是“谁承担转型成本”。准确理解利益相关方结构,是预测公约走向的关键。

上游(生产端)监管阵营,即“高雄心联盟”(HAC),成员包括欧盟、加拿大、挪威、小岛屿国家及40多个非洲国家。HAC是指为应对气候危机及保护环境,推动具有雄心和进步性目标的非正式国家间联合体。该联盟包括主导2015年《巴黎协定》的气候集团,以及旨在到2030年保护全球30%陆地和海洋的自然保护集团(HAC for N&P)。韩国也已加入结束塑料污染的高雄心联盟并开展活动。该阵营要求在国际层面设定塑料生产总量上限,并在公约正文中明确一次性塑料及问题材料的逐步淘汰时间表。

其依据在于,全球平均回收率仅为9%,仅管理下游(废弃与回收阶段)并非根本解决方案。该阵营引用经合组织(OECD)预测报告指出,若不减少产量,到2060年塑料产量将增至当前的3倍。

下游监管阵营由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朗、科威特及部分中国、印度等产油国阵营参与。该阵营主张塑料生产监管不属于公约范围,应聚焦于回收基础设施建设、废物管理及技术转让。他们坚决反对设定塑料生产上限,认为这侵犯国家主权。其论据是,石化产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核心,生产监管与能源转型速度挂钩,将侵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权。

中间派及务实主义阵营包括韩国、日本、墨西哥及部分东南亚国家。该阵营支持尽快达成公约,但主张应将谈判重点放在产品生态设计标准、有害化学物质清单及财政机制上,而非单纯减产。尽管试图在本国塑料与石化产业保护及国际环境外交之间寻求平衡,但无论监管方向如何倾斜,该阵营都将受到直接影响。

HAC(高碳含量)的逻辑在科学层面极具说服力,但产油国阵营的抵抗同样关乎其经济生存,因此不会轻易退让。政府间谈判委员会(INC)-5.4谈判的最大变数,很可能在于生产削减目标究竟写入“协议正文”还是委托给“国家自主履约计划(NAP)”这一形式上的妥协。这两种路径的核心差异在于强制力,但对企业而言,无论谈判结果如何,监管趋严的大方向已不可逆转。

主要国家政府的应对措施

在联合国塑料公约最终达成之前,各国政府已率先启动独立的塑料监管体系。无论公约是否生效,企业面临的实际监管环境已然改变。梳理各国监管动态,可为企业战略制定提供重要参考。

欧盟及主要欧洲国家的强硬监管引领

欧盟在塑料国际公约中采取“上游主导型强硬”立场,明确将生产削减纳入议程。其标志性政策《包装及包装废弃物法规》(PPWR)已于2025年2月生效,并将于2026年8月起全面适用。

根据该法规,2030年前所有包装必须实现可回收设计,且使用后的再生塑料(PCR)强制占比将从35%逐步提升至65%。此外,部分一次性塑料将被禁用,每吨800欧元的塑料税已正式实施,同时通过《绿色声明指令》(环保标识广告监管)强化对“漂绿”行为的约束。因此,计划进入欧盟市场的企业,必须在2026年8月PPWR全面适用前,全面审查并调整自身包装规格。

德国在跟进欧盟监管趋势的同时,进一步强化本土规则。自2019年实施《包装法》(VerpackG)以来,强制要求再生原料使用比例达63%,并通过“潘特”(Pfand)空瓶返还制度,实现了超过98%的全球最高回收率。德国还计划将PET瓶的PCR比例从2025年的25%提升至2030年的30%。德国成熟的潘特模式,可为韩国未来优化押金制度提供实质性借鉴。

法国同样以《反浪费法》(AGEC)为基石引领监管。该法于2020年颁布,自2025年起强制要求PE、PP、PET容器使用PCR。对未使用再生塑料的生产者额外征收环境分摊费,对环保生产者则给予差异化奖励。这种将奖励与惩罚挂钩的生产者责任回收(EPR)机制,构成了直接且强有力的经济激励,引导企业主动选择环保设计。

美国联邦与州级政策的差异

美国缺乏统一的联邦监管,但部分州政府已率先实施严格措施。在INC-5.2国际谈判中,美方主张“以废弃物管理为核心的自愿性路径”,被指为谈判延迟的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加利福尼亚州已通过SB 54法案,要求2032年前将一次性塑料减少25%,2028年前实现30%的强制回收率。此外,实施或正在评估EPR制度的州已从4个增至19个,呈扩散趋势。因此,对美出口企业不应依赖宽松的联邦标准,而应将加州的严格标准视为事实上的国家基准,提前布局。

亚洲主要国家的务实路线

日本采取以务实主义和企业自主为核心的政策。2022年颁布的《塑料资源循环法》强调3R(减量、再利用、回收)与可再生(Renewable)原则,自2025年起强制企业使用再生塑料。

在国际谈判中,日本持以生态设计和EPR为核心的中间立场,其化学回收技术已进入实证阶段。日本特有的自主监管模式虽表面强制力较弱,但在市场层面形成事实上的准入壁垒,产生与强制监管相似的效果。

中国在强力推进本土监管的同时,在国际公约中持防御姿态。依据2020年发布的塑料限制规定,中国已禁止大城市使用一次性塑料,并自2025年起将该禁令扩展至农村地区。2017年实施进口废物禁令后,国内回收市场显著活跃。但在国际谈判中,中国与主要产油国协调立场,明确反对将塑料生产本身纳入削减与监管范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本土监管的强化,正成为推动国内回收技术及相关设备市场快速扩张的催化剂。

韩国在谈判中采取务实的中间立场,正经历产业结构转型的过渡期。截至2026年4月,韩国发布《推动无塑料循环经济转型计划》路线图,提出到2030年,在废塑料产生量预测值的基础上,将使用石脑油生产的原生塑料减少30%以上,同时推进扩大再生原料使用并逐步减少一次性塑料消费。针对PET瓶,韩国计划将再生原料强制使用比例从目前的10%提高至2030年的30%,并持续上调生产者责任延伸(EPR)分担金。

在国际谈判中,韩国更关注生态设计、EPR及资金筹措机制的构建,而非单纯的生产削减。作为全球第五大塑料生产国,韩国在保护其核心支柱产业——石化产业与开展全球环境外交之间寻求谨慎平衡。此次国际协定的结果将使韩国面临双重挑战:既可能成为新循环经济市场创建的直接受益国,也可能因支柱产业受创而成为最大受损国。

塑料监管版图的核心架构

审视全球塑料监管版图,可见各国及地区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与监管强度。

欧盟、德国及法国已全面实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严格监管。这些先行举措即便在国际塑料公约正式生效前,已对拟进入该区域的企业构成实质性的市场准入壁垒。

亚洲主要国家正处于不同的转型阶段。日本与韩国正从以自愿参与为主的政策导向,逐步转向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强制监管。因此,一旦国际公约生效,这些国家的本土监管强度极有可能在短期内急剧提升。相比之下,中国虽在强化国内独立的环境监管,但在国际公约谈判桌上却对塑料生产削减监管持反对态度,表现出双重立场。

美国联邦层面缺乏统一的塑料监管,近乎空白。然而,加利福尼亚等部分州政府已率先引入严格的监管法案以填补这一空白。结果,在对美出口时,加州的严格标准实际上已成为贯穿美国整体市场的标准门槛。

综上所述,无论企业进入哪个国家的市场,塑料监管都是无法回避的现实。被动等待国际塑料公约最终结果的策略已显滞后,企业必须立即采取先发制人的应对措施,以符合各国现行监管及即将收紧的标准。

主要领先企业的应对策略

超过300家全球企业已加入“全球塑料条约商业联盟”,公开支持协定的尽快达成。其动机并非规避监管,而是认为相较于碎片化的国家监管,统一的全球标准更利于企业运营。已采取行动的企业案例,将为我国企业制定战略提供最具体的指引。

全球消费品及食品企业的战略

英国跨国消费品企业联合利华(Unilever)积极支持塑料国际公约,并担任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商业联盟”的联合主席。联合利华已成功将使用后的再生塑料比例扩大至25%,并将原生塑料使用量较2019年减少29%。

然而,联合利华判定其2019年设定的“到2025年将原生塑料使用量减半(50%)”的目标无法实现,遂将目标下调为2026年减少30%、2028年减少40%,并延长了实现期限。

此外,联合利华承认其“2025年实现100%可回收包装”目标存在现实局限,遂将目标调整为2030年(刚性包装)和2035年(柔性包装),并透明地予以公布。这表明,相较于设定无法实现的高目标,制定可执行且可验证的阶段性目标更有利于提升企业信誉。

瑞士食品及包装行业领先企业雀巢(Nestlé)亦加入商业联盟,其首席执行官亲自签署支持全球标准监管的声明,积极开展游说活动。与此同时,雀巢向美国闭环基金投资3000万美元,率先构建食品级再生塑料的供需体系,并在多国运营“补充及重复使用”试点项目。

分析认为,雀巢的战略在于将支持全球标准监管与实际的再生塑料(PCR)投资紧密结合,旨在在国际公约正式生效前,率先掌控环保核心供应链。

全球化工企业的标准设计主导

德国化工及材料巨头巴斯夫(BASF)通过“ChemCycling™”项目,率先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化学回收的商业化落地。该公司利用热解油基再生石脑油生产全新聚合物,并采用物质平衡(Mass Balance)方法论,成功获得ISCC+认证。与此同时,巴斯夫还面向发展中国家开展塑料废弃物管理技术转移计划。这一案例清晰地表明,率先实现化学回收商业化,将成为企业在未来全球监管与标准制定过程中掌握主导话语权的关键筹码。

国内石化企业加速向高附加值材料转型,并推进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

LG化学正将全公司资源聚焦于向高附加值环保材料的“规模化升级(Upscale)”。通过与韩国化学技术研究院(KRICT)、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KIST)等机构合作,LG化学全球首创了物性与原生塑料等同的白色再生ABS。2025年,其在忠南唐津建成一座年产能2万吨的超临界热解油提取工厂。此外,LG化学与现代汽车联合开发阻燃PA66,并已在丽水工厂启动生物基PBT的生产。这一系列举措并非单纯从事回收业务,而是通过抢占高端环保产品市场,锁定未来盈利空间的核心战略。

SK Geo Centric为抢占预计2030年规模达163万亿韩元的全球塑料回收市场,已启动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公司计划投入1.8万亿韩元,在蔚山建设占地21.5万平方米的先进回收园区(蔚山ARC),目标年处理32万吨废塑料。尽管近期经济下行导致项目进度存在一定不确定性,但这一巨额投资恰恰成为在“监管落地前的市场先发优势”与“当前市场不确定性风险”之间寻求精准平衡的关键经营决策案例。

乐天化学通过“Green Promise 2030”倡议,提出到2030年实现100万吨再生塑料销售及累计投资1万亿韩元的路线图。公司已完成基于热解石脑油的PC、PP、PE商业化生产,并进一步强化工程塑料的PCR(消费后回收)等级。

受近期市场低迷影响,公司将解聚装置投产时间推迟三年至2027年,但长期环保转型的战略基调依然坚定。这表明,企业必须建立灵活且具弹性的投资节奏,以动态对接频繁变动的国际监管时间表。

协议最终达成的情景推演:2026至2027年

定于2026年下半年举行的INC-5.4谈判会议,将是该协议事实上的最后舞台。此次会议的决定将塑造未来数十年的产业格局。目前可推演三种情景。

情景A:强约束协议(Strong Treaty)

协议正文明确纳入塑料产量削减目标及时间表,将问题化学物质清单列入协议附件,并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援助义务法律化。若HAC(塑料污染问题政府间委员会)的诉求得到较大程度落实,石化原料需求将结构性收缩,产业向环保材料转型的进程也将加速。该情景对韩国石化及包装行业将造成最直接的冲击。

情景B:框架性协议(Framework Treaty)

产量削减目标从正文中删除或表述模糊,实际执行权下放至各国自主国家计划(NAP)。生态设计强制化、有害物质限制及生产者责任延伸(EPR)强化等内容将在部分条款中体现。该结构类似《巴黎协定》,虽“监管确定性”较低,但方向已定。这是现实中可能性最高的情景,企业虽获得时间缓冲,但也面临监管不确定性长期化的风险。

情景C:进一步拖延(Further Delay)

若INC-5.4谈判再度破裂或出现大规模保留意见,协议本身可能形同虚设。但在此情况下,欧盟单边监管(如PPWR、包装法规)及各国独立开征的塑料税将进一步强化,导致“监管碎片化”。这种局面可能比国际协议更难应对。

无论何种情景,以下核心变量恒定不变

无论塑料国际协议最终走向如何或是否延期,全球市场存在四条不可逆转的核心趋势。

第一,市场已将“塑料”视为与“碳”同等权重的重大风险。正如碳排放披露已成强制要求,未来企业塑料使用量及回收率的透明披露,将固化为企业管理与投资的新标准。

第二,欧盟的强力环境监管并未等待国际协议结果,已在现实中生效。以欧盟《包装与包装废弃物法规》(PPWR)为例,无论全球协议是否最终生效,该法规均将于2026年8月正式全面适用,企业须立即启动应对准备。

第三,再生塑料原料的需求预计将呈爆发式增长。全球塑料回收市场规模预计将从2023年的95万亿韩元水平,以陡峭的增速扩张至2030年的163万亿韩元。这一趋势表明,回收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原料的稳定获取将成为核心竞争要素。

第四,全球监管环境的不确定性将加剧成本负担风险。随着统一国际协定的达成进程受阻,主要国家倾向于零散地引入各自独立的监管措施。这种各国监管环境差异巨大的局面,将成为对需涉足多个市场的跨国企业构成合规成本大幅上升的最大威胁。

产业应对策略

无论最终协定以何种形式达成,企业应采取的核心战略方向不会改变。必须在上游、下游及风险管理三个维度同步推进准备工作。

上游监管应对:原料与设计的根本性转型

欧盟《包装与包装废弃物法规》(PPWR)将于2026年8月起生效。该法规要求到2030年所有包装材料必须满足可回收设计标准,且再生消费后塑料(PCR)的强制占比将分阶段提升:非食品包装从2030年的35%提高至2040年的65%。针对有害化学物质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PFAS),食品包装自2026年8月起将实施浓度限制。相关法律已生效,未做好准备的企業自2026年下半年起将面临被阻断进入欧盟市场的风险。

* 单一材质(Mono-material)设计:复合材质包装将被判定为不可回收并纳入监管范围。企业需立即审查设计规格,并制定材质简化的执行计划。 * 建立PCR材料供应体系:鉴于国内废塑料再生原料的供应价格与质量稳定性尚存不确定性,企业需优先通过长期供应合同或与回收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确保稳定供应。 * 预先排除有害化学物质:需提前识别含有正逐步讨论淘汰的邻苯二甲酸酯类增塑剂、PFAS及特定着色剂等物质的产品线,并立即启动替代配方的研发工作。

下游监管应对:内化循环经济基础设施

全球范围内扩展的生产者责任延伸(EPR)制度已对企业成本结构产生冲击。德国98%的瓶类回收率及法国的生态调节机制,均是将回收绩效直接关联至成本的体系。韩国EPR分担金亦呈快速上涨趋势,且协定生效后,为符合全球标准而加强监管已不可避免。全球塑料回收市场预计将从2023年的694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1200亿美元,增幅接近翻倍。

* 掌握高级回收(Advanced Recycling)技术:热解(Pyrolysis)、溶剂萃取及化学解聚(Depolymerization)技术预计将在2027至2030年间实现商业化规模应用。巴斯夫(BASF)的ChemCycling™、LG化学的唐津热解油工厂以及乐天化学(Lotte Chemical)的蔚山解聚设施,均处于这一竞争前沿。 * 参与收集与分拣基础设施投资:单一企业层面提升回收率存在局限。通过行业协会推动共同收集平台、分拣设备联合投资联盟及与地方政府合作模式,有助于提高成本效率。 * 准备物质平衡(Mass Balance)方法论:针对化学回收领域,需密切关注欧盟PPWR及国际协定中关于“物质平衡方法论”认可度的争议动态,并提前准备ISCC+等认证体系。

风险管理:塑料进入ESG披露时代

正如碳排放披露(TCFD)已成为企业标准,“塑料披露(Plastic Disclosure)”也已进入视野。联合利华(Unilever)已在年度报告中量化披露原生塑料减量率、PCR占比及可重用/可回收包装比例。碳信息披露项目(CDP)正在扩大塑料领域的披露指标。

* 准备数字产品护照(DPP,产品全生命周期数字记录):欧盟将从2027年起分阶段实施强制要求。该制度通过QR码或RFID追踪产品的材料构成、可回收性及碳足迹,企业需立即着手构建自有产品数据基础设施。 * 管理“漂绿”风险:欧盟《绿色声明指令》(Green Claims Directive)已加强对“环保(eco-friendly)”、“可持续(sustainable)”等表述的规范。缺乏依据的环保营销将面临法律制裁,企业需建立针对营销文案的法律审查机制。 * 探索商业模式转型:部分包装与容器企业已尝试从“销售”向“服务”转型。尽管补充站、容器租赁及返还式包装模式需要初期投入,但在协定生效后,这些模式可能转化为最具竞争力的优势。

对韩国塑料产业的启示:危机亦是结构性转型的机遇

韩国在全球塑料产业中占据着特殊地位。作为全球第五大塑料生产国,其2024年原料总产量达1678万吨,同时保持着较高的回收利用率。然而,韩国废塑料利用量中有相当比例被计入能源回收(即焚烧),这意味着其实际的物质循环基础比表面数据所显示的更为薄弱。日本的情况同样如此,其85%的利用率中,热回收占比高达60%。

目前,韩国五大石化企业——LG化学、SK Geo Centric、乐天化学、韩华解决方案及锦湖石化——正竞相推进化学回收技术与设施的投资。不过,受全球宏观经济下行及国际协定不确定性影响,部分投资计划正在经历调整。例如,SK Geo Centric位于蔚山的ARC项目已重新排定时间表,而乐天化学的解聚装置则推迟至2027年投产。这种“节奏放缓”并非战略方向的放弃,而是对现实环境的务实应对。

首先,需加速推进材料组合的早期转型。企业应摆脱对通用塑料(PP、PE、PS)的单一依赖,立即将资源集中投向PCR级工程塑料、可生物降解树脂及生物基聚合物的研发。LG化学开发的白色PCR-ABS及生物基PBT,正是这一转型方向的具体实证。

其次,应加大对回收技术产业化投资的力度。一旦国际协定正式生效,再生原料需求将呈爆发式增长,届时处于供应端的企业将成为新市场的主导者。据预测,2030年全球回收市场规模将达1200亿美元,这将是相关企业角逐的核心舞台。

第三,需在谈判过程中实施战略性介入。韩国政府与产业界不应在INC-5.4谈判中仅采取“损害最小化”的被动策略,而应通过推动回收技术合作、支持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等积极举措,深度参与协定细则的设计。规则的制定者往往能在规则中占据有利位置。韩国曾成功主办INC-5谈判会议,这一外交资产应被充分加以利用。

结论:在监管落地前先行布局

联合国塑料公约最早可能在2026年底、最迟不晚于2027年迎来历史性首次签署。但市场并未等待协定落地,而是已率先启动变革。欧盟《包装与包装废弃物法规》(PPWR)将于2026年8月生效;德国的瓶罐返还制度、法国的环境分摊金以及日本的强制回收政策,正持续重塑企业的成本结构。联合利华、雀巢、巴斯夫等巨头未待协定生效,已着手重构供应链;LG化学与乐天化学即便在宏观下行周期中,仍坚持推进化学回收投资。

“待监管明确后再行应对”的策略,在塑料行业已不再适用。塑料如今已与碳排放一同,成为企业核心经营风险变量。唯有当下即在材料转型、回收技术及信息披露体系上做好准备的企業,方能在2030年代监管浪潮全面来袭时继续立足市场。游戏规则正在改变,唯有在规则定型前锁定战略位置的玩家,才能成为下一轮竞争的主角。

编辑观点

国际公约虽未定稿,但欧盟PPWR等区域性法规已确立高再生含量门槛,倒逼供应链升级。企业应聚焦食品级再生料技术突破,并关注EPR机制下的成本分摊变化,以应对日益严格的合规要求。

常见问题

联合国塑料公约谈判目前卡在哪?

谈判卡在是否将塑料生产总量上限写入公约正文。欧盟等“高雄心联盟”要求上游监管,而沙特、俄罗斯等产油国坚决反对,认为这侵犯主权,导致INC-5.1和INC-5.2会议均无果而终。

欧盟PPWR法规对再生塑料占比有何要求?

欧盟PPWR法规要求2030年前所有包装实现可回收设计,且使用后的再生塑料(PCR)强制占比将从35%逐步提升至65%。该法规已于2025年2月生效,2026年8月起全面适用,企业需在此前完成包装规格审查。

德国潘特制度对回收率有何贡献?

德国通过“潘特”(Pfand)空瓶返还制度,实现了超过98%的全球最高回收率。该制度自2019年《包装法》实施以来,强制要求再生原料使用比例达63%,为优化押金制度提供了实质性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