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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塑料污染需要区域联合治理,而非仅靠国家禁令

责任编辑:Clara Zeng5 分钟阅读
塑料污染需要区域联合治理,而非仅靠国家禁令

要点

  • 全球塑料产量从1950年的170万公吨攀升至2018年的3.6亿公吨。
  • 肯尼亚于2024年颁布《生产者责任延伸条例》,确立回收义务。
  • 研究系统审查了IGAD区域8个国家的41项国家级及次国家级法律文件。
  • 厄立特里亚于2002年推出该区域最早的塑料袋直接禁令制度之一。

一次性塑料袋、瓶罐、包装及其他可丢弃产品虽仅短暂使用,其环境足迹却可持续数十年。《Sustainability》期刊新刊研究指出,核心挑战并非各国是否禁止塑料产品,而在于能否构建覆盖塑料全生命周期的治理体系,涵盖生产、消费、收集、回收及处置各环节。

该研究由Abdihakim Ahmed Mohamed与Özlem Canbeldek Akın撰写,审视了政府间发展管理局(Intergovernmental Authority on Development)区域内多国针对一次性塑料的监管框架,涉及吉布提、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索马里、南苏丹、苏丹及乌干达。研究将该区域作为案例,剖析众多发展中及制度脆弱地区面临的普遍治理难题:塑料污染持续上升,但废弃物管理系统、执法能力及区域协调机制仍显薄弱且不均衡。

论文指出,全球塑料产量已从1950年的170万公吨攀升至2018年的3.6亿公吨,包装是主要用途之一。目前绝大多数塑料废弃物被填埋、倾倒或泄漏至环境中,仅极小部分进入回收流程。对非洲及其他发展中地区而言,快速城市化、人口增长、废弃物管理系统薄弱、回收基础设施有限及执法力度不一,进一步加剧了治理压力。

禁令易获关注,体系方见实效

塑料禁令具有政治可见度且具一定效用,但研究警示其作用有限。区域内多国已采取以预防为导向、基于直接限制或禁令的治理路径。吉布提、厄立特里亚、索马里及部分肯尼亚措施属此类,其中厄立特里亚于2002年推出该区域最早的塑料袋直接禁令制度之一,索马里则于2024年转向针对性塑料治理。

此类措施因从源头遏制塑料消费而具意义。在执法可信且替代品可得的前提下,禁令可减少可见塑料污染并引导消费行为转变。但研究表明,许多基于禁令的治理路径仍显狭窄,普遍缺乏回收体系、生产者责任延伸、经济激励及全生命周期治理机制。现实中,这意味着一国可能仅禁止特定塑料产品,却未建立管理剩余废弃物所需的收集、分类、再利用及回收系统。

在埃塞俄比亚、乌干达、苏丹和南苏丹等第二组国家中,塑料管理主要依托更广泛的环境、污染控制或废物管理框架,而非专门针对一次性塑料的立法。这种模式虽然赋予了政府更广泛的制度覆盖范围,但也可能削弱问责机制。一般性环境法律或许承认污染问题,却未必直接规范塑料的生产、进口、产品设计、消费行为或生产者义务。

禁令能够削减特定产品,但单靠禁令无法构建循环经济。一项严肃的塑料战略需要涵盖预防、生产者责任、回收基础设施、废物分类、公众意识、绿色采购、处罚机制以及区域协调。该研究的理论框架将这些工具与预防、预防原则、污染者付费及合作等环境法原则相联系。

肯尼亚:更完善的模式,但尚未定型

在受审国家中,肯尼亚呈现出最为整合的模式。研究发现,肯尼亚在更广泛的循环经济框架内,将预防性监管、废物治理、回收措施及基于责任的方法相结合。其治理架构包括《环境管理与协调法》、《2022年可持续废物管理法》、《2024年废物管理条例》及《2024年生产者责任延伸条例》。

肯尼亚的模式超越了常见的禁令政治。它将塑料监管与生产者责任、回收义务、收集系统及全生命周期管理相挂钩。换言之,该模式不仅询问消费者是否应停止使用某些塑料,更追问生产者和进口商是否应为其产品产生的废物回收与管理分担成本。

该研究对基于责任的措施与循环经济措施进行的比较显示,在受审国家中,肯尼亚是唯一在禁令、限制、税收、生产者责任延伸、回收及处罚等方面均具备可明确识别条款的国家。其他国家仅表现出部分、间接或新兴的措施,而生产者责任在该地区大部分区域仍然薄弱。

肯尼亚并非被塑造为完美的典范。研究指出,当地仍面临诸多执行层面的制约,包括垃圾收集体系不完整、基础设施薄弱、非正规垃圾处理系统普遍存在以及监管执法存在漏洞。这一现实为政策制定者敲响了警钟:先进的法律设计并不能自动转化为环境效益。法律的有效落地,离不开健全的机构支撑、充足的资金投入、完善的监测体系、公众的合规意识以及配套的垃圾处理基础设施。

非正规垃圾从业者的作用尤为关键。研究强调,这些非正规主体往往在垃圾收集、分类和回收环节发挥着支撑作用,尤其是在城市地区。然而,他们在包括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在内的正式法律框架中获得的认可十分有限,这削弱了垃圾管理体系的效能与可扩展性。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通过激励机制、权益保障和正式协调手段将这些群体纳入体系,可能是构建切实可行的循环经济系统的关键所在。

区域协调是下一阶段的突破口

碎片化的国家法规可能削弱应对塑料污染的努力。若一国禁止某些产品而邻国并未采取相同措施,塑料制品和废弃物仍可能通过跨境市场和监管薄弱的废弃物系统持续流动。研究认为,合作至关重要,因为塑料污染会通过贸易、海洋系统、河流及废弃物流动等途径跨越国界。

研究将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IGAD)的《区域塑料污染预防战略与实施计划》视为弥补这一缺口的重要一步。该战略体现了各方对协调应对、强化废弃物系统、推行循环经济措施及加强区域合作的日益重视。不过,研究也明确指出,区域治理仍处于起步阶段。与欧盟相比,IGAD成员国在禁令和限制措施方面已取得进展,但在生产者责任、回收目标、标签规则、经济手段以及统一的监测机制等方面,仍显薄弱。

对政策制定者而言,现实路径并非在一夜之间复制高度一体化的监管集团。研究转而倡导分阶段的协调统一:首先就问题性一次性塑料的界定达成共同定义,其次确立共享的回收与资源回收目标,再次制定生产者责任的最低标准,最后建立针对塑料生产、进口、消费、收集、回收及跨境废弃物流动的区域性监测机制。

该研究在治理框架梳理与政策诊断方面具有较高价值。研究采用结构化比较法律分析方法,对八个国家的41项国家级及次国家级法律文件进行了系统审查。然而,研究并未系统评估执法成效、行为改变或塑料污染的实际削减情况,作者亦指出,这一领域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塑料污染问题无法通过零散的禁令、象征性立法或碎片化的废弃物政策加以解决,而需要贯穿塑料全生命周期的协同治理,涵盖设计、消费、收集、回收及处置等各个环节。对于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IGAD)及众多其他发展中地区而言,真正的考验在于政府能否实现从产品管控向系统性变革的转型。

编辑观点

产业链需警惕“合规碎片化”风险,单一市场禁令可能因邻国政策差异导致再生料来源不稳定。建议关注IGAD区域EPR标准的统一进程,提前布局跨境回收物流与分选设施,以应对未来更严格的区域协同监管要求。

常见问题

为什么塑料污染治理不能只靠国家禁令?

因为塑料污染会通过贸易、海洋及河流跨境流动,单一国家禁令无法阻断废弃物跨境转移。研究指出,需建立覆盖生产、消费、回收及处置的全生命周期治理体系,并加强区域协调以应对碎片化法规带来的监管漏洞。

肯尼亚在塑料治理上有哪些具体法规?

肯尼亚实施了《2022年可持续废物管理法》、《2024年废物管理条例》及《2024年生产者责任延伸条例》。这些法规将塑料监管与生产者责任、回收义务及全生命周期管理挂钩,是受审国家中唯一具备明确EPR条款的模式。

IGAD区域塑料治理目前存在哪些短板?

IGAD区域在生产者责任、回收目标、标签规则及统一监测机制方面仍显薄弱。尽管已发布《区域塑料污染预防战略与实施计划》,但相比欧盟,其在经济手段和跨境废弃物流动监测上缺乏具体落地措施,区域治理仍处于起步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