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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地马拉】赋能受塑料影响的危地马拉社区

责任编辑:Clara Zeng15 分钟阅读
赋能受塑料影响的危地马拉社区

要点

  • 危地马拉过去十年进口超过120万吨家用塑料制品,中国商品自2016年增至三倍。
  • 全球生产的塑料中仅有9%被回收利用,危地马拉农村地区近四分之三家庭通过焚烧处理废弃物。
  • Ecolectivos项目由UCSF、Emory大学及危地马拉山谷大学合作开展,为期五年,评估行为改变对暴露风险的影响。
  • 危地马拉95%的农村家庭仍使用木柴做饭,室内空气污染是育龄女性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危地马拉,哈拉帕——在一个闷热潮湿的午后,山区小镇埃尔杜拉斯纳尔(El Duraznal)的居民索伊拉·伊丽莎白·克鲁兹(Soila Elizabeth Cruz)正从铁丝网围栏下的泥土中捡拾被卡住的塑料垃圾,身旁不时有卡车呼啸而过。克鲁兹一边将破碎的塑料瓶和包装袋扔进一个大垃圾袋,一边用西班牙语表示,当地社区每三到五个月就会聚集一次,以清理这些无处不在的废弃物。

“我们是以社区的名义在做这件事,这样看起来既整洁又有序。”克鲁兹说道,她更常被称为贝蒂(Betty)。她通过“Ecolectivos”项目了解到减少塑料使用和浪费的好处。该项目由美国和危地马拉的研究人员共同主导,旨在研究在圣玛丽亚·哈拉潘(Santa María Xalapán)山区焚烧塑料对妇女和儿童健康的影响。

该项目由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丽莎·汤普森(Lisa Thompson)和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的艾瑞·斋川(Eri Saikawa)共同指导,组织了一系列工作坊,帮助辛卡族(Xinca)农村居民识别出长期可行的方案,以减少塑料废弃物和焚烧行为。

克鲁兹和她所在社区的其他女性——该社区距离哈拉帕市约20分钟车程——连续数月参与这些工作坊,最终决定将社区清洁作为减少塑料的策略。这些女性选出了富有魅力的克鲁兹担任“促进者”(即环境健康领导者),负责监督该计划的执行。克鲁兹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一头黑色辫子从一顶带白色圆点的紫红色棒球帽下垂落。

“这些工作坊激励我们作为一个社区团结起来,”克鲁兹表示,她决心让家乡摆脱塑料污染。“现在我们互相激励,不再焚烧塑料,并减少其消费。”

克鲁兹正身处全球塑料污染危机的前沿。这场危机源于石油衍生材料的过度生产,这些材料含有有毒化学物质,且无法被回收或可持续地管理。

数十年来,塑料制造商每年生产数亿吨塑料。起初,他们宣传一次性可丢弃产品能简化人们的生活;随后,随着塑料污染担忧加剧,制造商又将回收作为应对日益严重的废弃物危机的解决方案,但事实上,全球生产的塑料中仅有9%被回收利用。

这一失败在危地马拉造成的后果尤为严重。该国废弃物处理能力有限,却持续进口越来越多的塑料制品和塑料废弃物。

据《Inside Climate News》基于联合国贸易数据进行的分析显示,过去十年间,危地马拉进口了超过120万吨家用塑料制品,其中来自中国的商品数量自2016年以来几乎增至三倍。在哈拉帕(Jalapa)市中心,多家店铺专门销售中国产塑料制品。一家名为“Super China”的商店内,货架上堆满了批量生产的水瓶、午餐袋、玩具、小饰品及其他塑料制品,多数仍包裹在塑料包装中,店内弥漫着塑料释放的刺鼻化学气味。

《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近期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危地马拉正进口大量难以回收的塑料废弃物。研究人员表示,在一个废弃物管理薄弱的国家,大量被丢弃的塑料使危地马拉成为拉丁美洲塑料污染的主要热点地区之一。

塑料废弃物堵塞河道,并在暴雨期间沿山坡滑落。流经哈拉帕以北的莫塔瓜河(Río Motagua)已成为全球塑料污染最严重的河流之一。

在超过半数人口生活在贫困中的危地马拉,大多数人无法获得垃圾收集服务,农村地区尤为突出,例如克鲁兹(Cruz)居住的埃尔杜拉斯纳尔(El Duraznal)。危地马拉农村地区近四分之三的家庭通过焚烧处理废弃物,其中包括塑料。

空气污染及温室气体排放的现有统计体系并未涵盖焚烧塑料废弃物所产生的排放。然而,2023年一项由Ecolectivos项目主导、Saikawa负责的研究估算指出,危地马拉全国范围内塑料废弃物的焚烧,包括Xalapán地区的堆积山,可能导致排放量出现“显著上升”。

Saikawa表示,研究结果虽令人担忧,但也表明该问题具备可解决性。“只要建立垃圾收集渠道,我们就能缓解这些排放,从而改善人类健康及生态系统状况。”

许多危地马拉居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焚烧塑料垃圾来点燃或助燃烹饪火源,并以此处理持续产生的废弃物。这些废弃物在燃烧过程中会释放出一类有害混合物,包含微塑料、致癌物、内分泌干扰物及其他有毒化学物质,此类物质会干扰大脑与神经系统的发育,并损害内分泌系统及生殖系统的正常功能。

在结识Thompson及其团队之前,Cruz经常将塑料容器投入厨房火中,并频繁在住所附近焚烧塑料垃圾。烟雾刺激她的眼睛,灼伤喉咙,并引发剧烈头痛。

当Cruz得知研究人员希望协助其所在社区寻找停止焚烧塑料的方法时,她毫不犹豫地抓住了参与机会。

“我们意识到,塑料袋仅使用一次便被丢弃,”Cruz说。因此,她改用可重复使用的麻布袋和篮子。

“得知通过微小改变便能回馈社会,这令人倍感振奋,”Cruz表示。

正因如此,她与众多邻居自愿参与社区清洁工作。“我们赢回了健康,”她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

家庭内部的隐性威胁

自20世纪90年代起,Thompson便致力于研究室内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当时,她作为专科护士,在旧金山湾东部地区探访哮喘患儿。这段经历促使她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环境健康项目攻读研究生,并由此开启了与已故学者Kirk Smith长达数十年的合作。Thompson称Smith为室内污染研究的“教父”。

斯密斯是首批记录发展中国家中产生烟雾的炉灶或炊具对健康构成风险的研究者之一。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家庭初级保健护理系现任教授汤普森表示,斯密斯也是利用离散型、低成本颗粒物传感器记录低收入国家人群空气暴露情况的先驱。

女性和5岁以下儿童因长时间在厨房活动,对室内空气污染尤为脆弱。使用木材等固体燃料烹饪所产生的污染,是育龄女性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不仅损害胎儿发育,还会增加呼吸道感染风险,并引发其他健康问题。

在危地马拉,95%的农村家庭仍使用木柴做饭。

汤普森刚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时,斯密斯刚刚获得资助,研究将危地马拉儿童使用的明火或木柴炉灶更换为更安全的封闭式炉灶,能否降低当地儿童的肺炎发病率。汤普森精通西班牙语,参与了首个旨在评估室内空气污染对健康影响的随机对照试验。

尽管使用封闭式炉灶并未降低肺炎的总体发病率,但其中一项研究证实,该措施显著降低了重症肺炎的发生率。

其他旨在通过使用更清洁的烹饪燃料改善女性和儿童健康的类似倡议,结果也参差不齐,这可能是因为其他复杂因素在起作用。更清洁的燃料可能未能将空气质量改善到足以产生明确健康效益的程度,或者室外空气污染抵消了室内污染水平的下降。

“但研究之所以得出相互矛盾的健康影响结论,”汤普森说,“主要原因可能是贫困、营养状况和医疗服务可及性等未测量的因素,掩盖了炉灶干预措施的实际影响。”

Thompson在危地马拉高原目睹有人用旧塑料凉鞋在露天火堆上为猪群烹煮饲料后,启动了Ecolectivos项目。该项目由危地马拉山谷大学(UVG)、Emory大学及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的研究人员合作开展,是首个评估战略性行为改变能否降低育龄女性塑料燃烧衍生物暴露水平的研究。研究通过随机分配村庄至对照组或干预组,分析行为调整对暴露风险的影响。

作为这项为期五年的研究的一部分,团队在Santa María Xalapán的16个农村社区中,向数百名女性分发了配备折叠手机大小空气监测仪的围裙。这些女性白天佩戴围裙,夜间将其置于床边,使监测仪滤芯在24小时内持续捕获有害污染物,包括细颗粒物烟尘和黑碳。

次日,现场工作人员回收监测仪,并收集尿液样本。Emory大学的实验室将对样本进行检测,以识别与塑料燃烧相关的生物标志物。研究团队还在项目启动阶段及实施减少塑料燃烧干预措施后,向女性询问一系列关于其烹饪习惯的问题。

五月的一个清晨,UVG高级研究员Oscar de León正前往位于Jalapa以西La Fuente的项目办公室,准备与现场团队会合。途中,他目睹有人从一辆“tuk-tuk”三轮摩托出租车上丢弃塑料袋,该车辆同时排放柴油废气。

“一个装满更多塑料垃圾的塑料袋,”De León说道。他负责Ecolectivos项目的数据整理及其他科研任务。“袋子就落在我们越野车下方。”

他补充说,塑料垃圾无处不在,堵塞着Jalapa的街道,也堆积在他团队工作的偏远山区道路旁。

前往办公室的路线蜿蜒于城市上空,沿途可见混凝土预制板房和波纹铁皮屋顶的聚落,街边小商铺用塑料瓶售卖饮料,用塑料包装盛放食品。许多住宅的柴火灶升起缕缕浓烟,其中部分房屋甚至是用自家院中挖取的黏土建成。妇女和儿童在狭窄的小径上行走,头顶平衡着装满柴火的篮子,面部毫无防护,直面焚烧塑料和柴火产生的刺鼻酸味蒸汽。

抵达办公室后,德莱昂(De León)与两名外勤人员阿比亚斯·米萨埃尔·拉米雷斯·门德斯(Abdias Misael Ramírez Méndez)和约瑟琳·玛丽贝尔·梅洛斯·门多萨(Yosselin Maribel Merlos Mendoza)会合,二人已预约在附近村庄与项目参与者见面。尽管帕洛韦尔迪(Palo Verde)距离此处仅约11公里,但因土路坑洼不平,车程仍需半小时。团队将皮卡车停在几栋尚未完工的混凝土预制板房前,随后徒步沿土路向上,与19岁的德尔米(Delmy)会面。这位年轻女子性格腼腆、声音轻柔,不愿透露自己的姓氏。

拉米雷斯和梅洛斯从德尔米处取回空气传感器和生物监测样本,并轮流询问她过去24小时的活动细节,包括是否使用过任何塑料制品、吃了什么、如何烹饪、烹饪时是否开窗通风、是否在炉灶上焚烧塑料,以及若焚烧过则属于何种类型。

在德尔米与母亲、兄弟及一位堂亲共居的住所前,堆放着数箱捐赠食品。她不确定是谁留下的,只知道箱内装满脱水蔬菜,且均用塑料袋封装。

留着黑色长发并扎成马尾的德尔米,因深知烟雾有害肺部,不会将塑料投入厨房炉火中。但她和母亲每周仍会焚烧一次大量塑料垃圾,包括塑料袋、瓶子、衣物及其他废弃物。“没有其他办法处理这些垃圾,”她在公鸡刺耳的啼叫声中说道。

拉米雷斯和梅洛斯向德尔米致谢后,沿崎岖山路继续向上,前往另一位研究参与者的住所。团队沿陡峭小径下行,来到27岁的桑德拉·蒙吉亚·马科斯(Sandra Mungiya Marcos)家中。她育有三名子女。

曾与汤普森在“家庭空气污染干预网络”(Household Air Pollution Intervention Network,HAPIN)项目中合作过的芒吉亚,在交谈时声音低沉,偶尔还会腼腆地一笑,她欣然接受了参与该项目的邀请。HAPIN研究在危地马拉、印度、秘鲁和卢旺达开展,旨在评估向那些原本使用木柴及其他生物质燃料烹饪的孕妇提供以液化石油气为燃料的清洁炉灶后,对其健康产生的影响。芒吉亚被随机分配至对照组,她感谢研究方因她参与研究而补偿给她一张桌子。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春日早晨,这张桌子正发挥着双重作用。芒吉亚花了几天时间寻找一只在母亲节当天失踪的火鸡,最终将这只逃走的禽鸟拴在了厨房桌腿上。她的厨房外,低矮的石墙上堆满了木柴,这种结构便于人们进入山坡地带。

芒吉亚解释说,她不得不继续使用木柴烹饪,因为用燃气来制作玉米等主食成本过高。她的厨房横梁上悬挂着玉米,之后会被磨成面团制作玉米饼。有时她会用塑料废料来引火,但产生的烟雾让她呼吸困难,因此她尽量避免这样做。

芒吉亚表示,厨房里的烟雾也让生病的孩子呼吸更加困难。她回忆说,四月份全家人都出现了感冒和发烧的症状,这种情况似乎每个月都在重演。

拉米雷斯和梅洛斯感到十分沮丧,因为可供选择的替代方案如此有限,他们却不得不告诉妇女们停止使用并焚烧塑料。

“她们收到的一切物品都用塑料包装,如果她们想改变这种状况,成本反而更高,”拉米雷斯说。他补充道,她们知道存在替代方案,也希望能使用这些方案,“但她们根本负担不起”。

争取清洁空气

从办公室通往洛斯伊索特斯的道路已铺设路面,沿途分布着各种本地商铺、餐馆和小店,人们在此领取在美国工作的亲人寄回的汇款。道路之外的田野里,种植着玉米、桃树和咖啡。然而,德莱昂指出,任何空地最终都可能被用于焚烧塑料。

几分钟后,仿佛一切都在计划之中,一个塑料袋从公路上升起,宛如一个失控的派对气球。

“这里没有滚动的植物,只有滚动的塑料袋,”德莱昂带着讽刺意味说道。

团队皮卡车驶离主路,拐上一条土路,前往温迪·埃尔南德斯(Wendy Hernández)的住所。这位三个孩子的母亲被邻里推选为社区推广员。她接受了专门培训,学习如何向社区成员传授塑料回收与再利用知识,将废旧物品改造为艺术项目,而非随意丢弃在地面或投入炉火焚烧。她每月走访超过两打家庭,分享所学知识,邀请邻居参与社区清洁日,并强化环保习惯。

埃尔南德斯表示,最初几场清洁活动吸引了多达200人参与,但随后人数降至50人。

她解释说,大多数人在得知焚烧塑料有害健康后,已不再在厨房内焚烧塑料,但仍会将其在户外焚烧以处理废弃物。“这里没有人来收垃圾,所以连我自己也会在户外烧塑料,”她说,“但我不会在屋里烧。”

她指出,靠近柴火灶的儿童所患的呼吸系统疾病,在往火中投入塑料后会进一步恶化。埃尔南德斯希望有朝一日社区能呼吸到清洁空气,人们也能停止在泉水附近倾倒塑料垃圾。然而,她强调,仍需加强教育和提供更大支持。说到此处,她停顿片刻,因为一股熟悉的塑料燃烧气味飘进了屋内。

卡特琳·拉米雷斯(Katerine Ramírez)是拉莫斯(Los Izotes)的另一位居民,育有两个孩子,她尽己所能回收塑料容器。但她通常每周至少焚烧一次垃圾,其中包括塑料。

“垃圾车不经过这里,每个人只能自行处理自己的废弃物,”拉米雷斯说。

正因如此,关于如何减少塑料焚烧的研讨会成为该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居民们制定了多项策略,包括组织社区清洁活动,以及将可回收且有市场价值的废弃物与生活垃圾分开。汤普森(Thompson)指出,在为期两年的数十场清洁活动中,八个参与社区的居民共清理了超过4500袋大型垃圾袋。他解释说,项目还组织了相关活动,向研究参与者及其他居民展示,他们可以通过向回收企业出售收集到的玻璃、金属和塑料等材料获得收入。

即便未参与塑料垃圾焚烧减量策略的对照社区,其居民也参加了社区清洁与回收活动。

自2019年起,朱莉安娜·佩雷斯·阿吉拉尔(Juliana Pérez Aguilar)一直在拉富恩特(La Fuente)——靠近项目野外办公室的区域——收集垃圾。正是在那时,她听说了由人类学家马亚里·亨斯特曼(Mayari Hengstermann)与汤普森(Thompson)共同发起的“Ecolectivos”项目,了解了焚烧塑料的危害以及回收利用的好处。

2019年,亨斯特曼在拉富恩特举办了系列工作坊,作为一项概念验证研究(即小规模实验或调研)的一部分。佩雷斯表示,这些研究结果为后续教育材料的开发奠定了基础,这些材料随后被用于实施“Ecolectivos”干预措施的各个社区。

此外,亨斯特曼还在GoFundMe平台上发起了一项众筹活动,以持续支持当地社区。

佩雷斯透露,自参加工作坊以来,她和她的女儿克拉拉·卢斯·卡斯特里略·佩雷斯(Clara Luce Castrillo Pérez)一直持续回收铝罐、玻璃制品及塑料瓶。当她们发现回收容器中积水滋生蚊虫时,她的孩子们搭建了一个棚屋,以保护这些容器免受雨水侵袭。

此前,佩雷斯曾出售由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制成的塑料容器,直到回收中心停止接收此类材料。

亨斯特曼解释称,2023年油价下跌后,生产新塑料的成本低于回收PET。她表示,当地回收商停止收购PET长达一年以上,目前仅有少数回收商恢复收购。

由于将PET瓶运下山坡的成本过高,佩雷斯现在选择将其焚烧。此外,特朗普政府的一项新政策也中断了佩雷斯的清洁工作。该政策要求与美国高校合作的外国实体必须提交独立预算。受此影响,“Ecolectivos”团队不得不暂停项目九个月,以符合新的监管要求,期间无法协助垃圾及可回收材料的运输。

通常情况下,佩雷斯将回收材料出售给回收公司所得的收入仅能勉强覆盖成本,但她从事这项工作并非为了盈利,而是旨在教育社区并维护环境清洁。

佩雷斯和女儿认为,社区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垃圾收集中心,让人们可以自行运送废弃物。“这有助于减少塑料焚烧行为,”卡斯特里略表示。

当地一位社区领袖向亨斯特曼透露,他们正在着手建设一座本地垃圾填埋场,并可能设立一个回收中心,让居民无需前往哈拉帕即可出售可回收材料。“这将降低运输成本,同时为社区内的回收活动提供更大激励,”亨斯特曼指出。

Ecolectivos团队近期获得资金,计划在Xalapán山区开展一项具有潜在革命性的实验。

研究人员计划为La Fuente野外考察站的一间小型厨房配备电磁炉,以测试当地参与者能否使用这些设备烹饪食物。De León解释称,团队将邀请女性前往该厨房,提供电磁炉,甚至可能提供食材,让她们按照日常习惯进行烹饪。目前尚不确定电磁炉能否将玉米煮沸足够长时间以制作玉米饼面团,以及其表面是否足够宽大平整以用于烙制玉米饼。

在以往研究中,该团队已证明,用燃气灶或配备室外排烟管道的炉具替代露天柴火灶,能够有效降低室内空气污染。De León表示,若完全采用电磁炉取代燃烧式热源,或可进一步减少污染物排放。然而,鉴于当地电网接入不稳定以及社区固有的烹饪习惯,“这一方案的可行性仍不明确”,他补充道。

Ramírez则表示,他愿意尝试使用电磁炉。但他更希望产品本身不再采用塑料材质,以免人们被迫焚烧塑料或面对堆积如山的废弃物。

在Betty Cruz与El Duraznal的邻居们热情高涨地花费数小时清理塑料垃圾的次日,De León在同一区域目睹几名男子正在生火焚烧垃圾堆。他推测,这些垃圾很可能是社区清洁日遗留下来的。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塑料燃烧气味。

编辑观点

该案例表明,在回收基础设施缺失的地区,前端减量和行为干预是解决塑料污染的有效手段。从业者应关注社区层面的分选与清洁机制,这不仅能减少焚烧产生的有毒排放,也为后续机械回收或化学回收提供更纯净的原料基础,降低处理成本。

常见问题

危地马拉社区如何停止焚烧塑料?

社区通过Ecolectivos项目的工作坊,决定以集体清洁和减少消费替代焚烧。参与者改用可重复使用的麻布袋和篮子,并互相激励不再将塑料投入火中,从而降低了有毒化学物质的暴露。

危地马拉过去十年进口了多少塑料?

过去十年间,危地马拉进口了超过120万吨家用塑料制品。其中来自中国的商品数量自2016年以来几乎增至三倍,大量难以回收的塑料废弃物加剧了当地的污染热点。

焚烧塑料对健康有哪些具体危害?

焚烧塑料会释放微塑料、致癌物及内分泌干扰物,干扰大脑与神经系统发育。烟雾会刺激眼睛、灼伤喉咙并引发头痛,长期暴露损害内分泌及生殖系统功能,对妇女和儿童危害尤甚。